新華網北京5月23日電（吳詩萌）2025年5月22日，北京大學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龔侃教授開出了全國首張用于治療VHL病（希佩爾-林道綜合征）的貝組替凡處方。這張處方箋承載的不僅是一位患者的治療希望，更標志著我國VHL病治療正式進入“系統性靶向治療”新階段——一種突破傳統手術局限的新型治療方案，正為罕見病患者打開生命新通道。
全國首張貝組替凡處方
揭開VHL的神秘面紗
VHL病全稱是希佩爾-林道綜合征，是一種由VHL抑癌基因突變引發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國際報道發病率約為1/(91000～36000)，我國暫無官方流行病學數據，但以14億人口推算，患者群體超萬人。
龔侃教授在采訪中指出：“VHL病的主要發病機制是基因突變導致VHL蛋白失活，進而引起缺氧誘導因子（HIF-α）等促癌因子異常上調，最終導致多器官腫瘤的發生。”
這種疾病常累及中樞神經系統、腎臟、胰腺等重要器官，中國患者中61.3%出現中樞神經系統腫瘤，46.7%患有胰腺腫瘤，42.7%存在腎臟腫瘤。
VHL就像在身體里埋了顆“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在哪個器官“爆炸”，危害堪稱“全方位打擊”：腦和脊髓的血管母細胞瘤可能導致癱瘓甚至猝死；腎臟腫瘤可能引發血尿、腎衰竭；胰腺腫瘤可能悄悄“偷走”胰島素導致糖尿病……更殘酷的是，這些腫瘤往往“野火燒不盡”，切了又長，患者可能一輩子都在手術臺上奔波。數據顯示，我國VHL患者60歲時外顯率高達97%，中樞神經系統血管母細胞瘤和腎細胞癌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些年綜合臨床治療經驗和隨訪結果，患者平均壽命約為62-63歲。
“傳統治療手段主要依賴手術切除，但VHL病患者往往面臨腫瘤復發和轉移的風險，尤其是雙側腫瘤或多發腫瘤患者，多次手術不僅創傷大，還可能導致器官功能喪失。”龔侃教授強調，“腎臟腫瘤直徑大于3厘米時指南推薦手術，但我們的研究發現，4~7厘米的腫瘤轉移風險顯著增加，這提示我們需要更早介入治療。”
從“無藥可用”到“精準打擊”
在貝組替凡問世前，VHL病的治療幾乎全靠手術“單打獨斗”。“VHL手術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根本割不干凈，患者身心俱疲。”龔侃教授感慨。
貝組替凡臨床試驗主要研究者（PI）、北京大學泌尿外科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龔侃教授
改變始于對“缺氧誘導因子”的研究。醫學研究發現，腫瘤細胞在缺氧環境中會激活一種叫HIF-2α的蛋白，這種蛋白就像腫瘤生長的“核心驅動因素”，不僅會促進腫瘤周圍血管生成，還會加速細胞增殖，讓腫瘤在體內持續發展。貝組替凡正是針對這一機制研發的新型藥物，它能像“精準抑制劑”一樣，與HIF-2α蛋白特異性結合，阻斷其促進腫瘤生長的信號傳遞，從而切斷腫瘤的營養供應渠道，抑制腫瘤的生長和血管生成。作為新型口服HIF-2α抑制劑，貝組替凡突破了傳統手術和局部治療的局限，實現了從分子層面抑制多器官腫瘤的系統性治療。
根據國內臨床研究數據，接受貝組替凡治療的中國VHL病患者中，腎細胞癌患者的客觀緩解率達83%，中樞神經系統血管母細胞瘤患者的緩解率達60%，且藥物整體安全性可控，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選擇。這些數據在臨床實踐中具象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故事，首張處方的患者便是典型例證——首張處方的患者6年前體檢發現腎、胰腺、腦部多發腫瘤，每年都要往返北京復查。“過去最怕聽到‘手術’兩個字，尤其是腦部腫瘤長在險要位置，想想就后怕。”患者坦言，“得知有口服藥上市，就立刻來北京了。”
從“單打獨斗”到“全鏈條守護”
VHL病的診療困境，折射出罕見病群體的共同難題。
2020年，龔侃教授團隊對全國327家三甲醫院泌尿外科醫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僅8.7%的醫生能準確識別VHL病典型癥狀（如視網膜血管瘤合并腎囊腫），91.3%的醫生表示“僅聽說過該病但不了解診療要點”。認知率低（90%以上醫生不了解）、診斷延遲、治療手段有限。為此，2021年，在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分會支持下，龔侃教授牽頭成立了中國泌尿系統遺傳及罕見病聯盟，推動VHL病診療水平和科研創新能力提升。
同時，政策層面也在加速“破局”。從《罕見病目錄》的更新到醫保談判的推進，從新藥審批“綠色通道”到多學科診療（MDT）模式的普及，中國罕見病患者的生存圖景正在改寫。貝組替凡從臨床試驗到上市僅用3年，正是“中國速度”的縮影。
“革命”尚未結束，研發還需努力
盡管貝組替凡帶來了治療希望，但在臨床實踐中發現，VHL病的診療仍面臨多項亟待突破的科學挑戰。當前藥物適應癥主要覆蓋腎、腦、胰腺腫瘤，但視網膜血管母細胞瘤、腎上腺嗜鉻細胞瘤等常見病變仍暫無藥物獲批——例如，視網膜病變可能導致不可逆失明，而腎上腺腫瘤引發的惡性高血壓可能危及生命，這類患者仍依賴傳統手術或對癥治療，存在顯著未滿足需求。
在治療策略層面，手術與藥物的協同時機仍需優化。對于腦干腫瘤等手術風險極高的患者，或需保留腎單位的雙側腎腫瘤患者，如何通過藥物縮小腫瘤體積以創造手術條件，或通過“藥物控制+延遲手術”模式延長器官功能保留時間，目前仍缺乏循證醫學證據。龔侃團隊正在探索“先藥物降期再手術”的序貫治療策略，以期降低手術創傷。
耐藥性機制與聯合治療策略的空白同樣值得關注。雖然貝組替凡目前展現出良好療效，但長期使用可能面臨腫瘤適應性突變導致的耐藥問題。龔侃教授透露，團隊已啟動“貝組替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聯合治療研究，試圖通過多通路抑制提升療效，該方向有望為復發患者提供新選擇。
在早期篩查領域，無創檢測技術的靈敏度不足仍是瓶頸。盡管AI輔助診斷系統已在部分醫院試點（如通過眼底影像識別視網膜病變），但血液ctDNA檢測等無創基因篩查手段的特異性仍需提升，難以實現腫瘤的超早期預警。龔侃團隊正與生物科技企業合作，開發基于多組學數據的早期預警模型，目標是將確診時間提前至腫瘤直徑＜1cm階段。”
這些挑戰既是臨床實踐的難點，也是未來科研的重點方向。“我們應該主動往前一步，建立多學科的MDT門診，讓病人來院享受一站式服務——看一次門診，所有科室的問題都能得到綜合結論與幫助。”龔侃教授說。
此外，罕見病患者不僅需要藥物治療，社會的理解與包容同樣重要。當人們能坦然面對罕見病，不再談“癌”色變，才是真正的文明進步。
首張處方的開出，不是終點，而是改寫VHL病診療史的里程碑。在基因與藥物的較量中，這粒小小的藥片，承載的不僅是醫學的突破，更是無數家庭對“正常生活”的渴望。或許有一天，當所有罕見病都不再“罕見”，當每個生命都能被溫柔以待，這才是醫學最動人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