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制度給消費者維權、經營者合規、行政監管、司法審判帶來了深遠影響。然而近年來，一批因該制度催生而出的職業打假人逐漸偏離正軌，濫用制度，引發一系列負面效應。因此有必要對當前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范式進行反思和重構，讓該制度在普通消費者維權、消協公益訴訟、檢察公益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本文從追溯立法目的、考察實踐效果兩個維度分析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應然和實然，從聚焦適用主體、聚焦適用客體兩個角度，合理界定消費行為和欺詐行為，以期完善下一步制度適用，真正實現懲戒違法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初衷。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始終限于有明顯危害性的違法行為和市場失靈問題
懲罰性賠償制度源自英美法系的判例，距今已逾百年。顧名思義，是在填平一方當事人的實際損失之外，對另一方當事人施加額外的賠償義務。懲罰性賠償不僅是民法領域的一種特殊制度設計，更是社會公共治理的一種路徑選擇。在看似孤立的國別差異和紛繁的制度變遷背后，這是貫穿始終的核心脈絡，是理解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本視角。
為什么懲罰性賠償制度由英美法系創設并普遍適用，而大陸法系普遍不適用？除了法律淵源不同，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懲罰違法行為，而在于懲罰的路徑選擇不同。比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規定，侵犯消費者個人信息最高罰款2000萬歐元或企業全球年度營業額的4%；美國蒙大拿州規定懲罰性賠償最高不超過1000萬美元或企業凈資產的3%。近幾年，美國《加利福尼亞民法典》還規定懲罰性賠償金的75%劃歸州政府財政，這就更加接近罰款，相當于通過民事訴訟執行行政法規，讓原告充當“私人檢察官”。
這種“公法為體、私法為用”的特殊性使得懲罰性賠償制度歷經波折，尤其上世紀80年代以來所引發的道德危機、程序非正當性、不可預期性等廣受詬病。從世界范圍看，該制度尚未被大多數國家所采納，仍然僅限于少數國家的少數判例。適用最廣泛的美國，僅有2%進入審判的民事訴訟判令懲罰性賠償，而進入審判的案件又僅占全部案件的1.8%。而且，美國至少40個州在主觀構成要件、客觀損害后果、賠償金額上限等方面對其施加了不同程度的限制。無論觀察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歷史階段，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始終限于有明顯危害性的違法行為和市場失靈問題，是一種特殊干預而非普遍義務，不能隨意擴大。常見的合同違約、產品瑕疵就屬于市場交易的固有風險，也沒有危害人身安全的重大負外部性，可以通過消費者自主選擇和一般民事責任實現市場自我調節，沒有必要上升到懲罰的程度。
我國立法目的也是一樣，始終聚焦在必須懲罰的嚴重違法問題而非一般民事糾紛。隨著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侵害消費者權益等市場失靈現象日益凸顯，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成為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這才有了1993年消法規定的欺詐“退一賠一”，成為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法律體系的首次亮相。而2013年新消法規定欺詐“退一賠三”并增加了商品服務缺陷致人死傷的兩倍懲罰性賠償，依然是基于假冒偽劣屢禁不止、食品安全事故頻發的社會背景。這與美國先從反托拉斯法開始適用并逐步延伸至勞工、環保、消費者保護等領域是同樣邏輯，均是為了借此糾正最突出的市場失靈問題，只不過各國在各歷史階段的市場失靈問題表現不同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是，懲罰性賠償的道義光環掩蓋了實證考察的缺失，存在不斷強化懲罰力度、泛化適用范圍的路徑慣性。典型例子是2009年食品安全法規定價款10倍、最低1000元的賠償后引發嚴重的職業打假人濫用問題，最后不得不在2015年修法時增加“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的但書。
如何界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某種程度上就取決于如何看待職業打假
如何界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某種程度上就取決于如何看待職業打假。盡管該視角一定不是懲罰性賠償制度實證考察的全部，對職業打假的客觀評價也異常困難，但這可能是當前較有現實意義也較為重要的視角。
職業打假人不是法律概念，只是20世紀90年代以假貨索賠的第一印象讓人們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叫法，現泛指以投訴、舉報、訴訟等方式獲取經營者高額賠償并以此為業者。職業打假無疑在特定歷史階段做出了一定貢獻，尤其是普法宣傳、幫助提高經營者合規意識及消費者維權意識。但在近些年發展中，職業打假逐漸偏離正軌，離公益性和建設性越來越遠，濫用制度、不擇手段成為主流，引發一系列負面效應，令人遺憾。
職業打假不“打假”，準確的稱謂是職業索賠。出于成本收益考慮，職業索賠通常針對一般消費者難以發現或者不構成誤導的廣告宣傳、標簽標識等瑕疵，真正打擊毒害食品、缺陷產品、惡意欺詐的微乎其微。這導致懲罰性賠償制度凈化市場環境、驅逐劣幣的立法初衷實際落空。
職業索賠加重企業負擔，擾亂市場秩序。針對大品牌的無理纏訴通常導致大規模下架與貨款凍結，潛在的財務成本遠超直接索賠金額，即使最終勝訴也給企業正常經營造成極大干擾。一些創業公司、小微企業不堪重負被迫關門停業，部分地區甚至引發小本生意人和職業索賠人之間的群體性沖突，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這些額外成本最終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職業索賠嚴重扭曲公共資源配置，降低效率、妨礙公平。據統計，廣東深圳某職業索賠人3年內發起7427次投訴舉報；山東青島某職業索賠人短短兩年內向本地政府發起2000余次信息公開；全國12315互聯網平臺上線后，有些職業索賠人每月投訴上百次。這種公共資源的嚴重錯配，讓真正需要查處的違法行為、真正需要保護的普通消費者缺乏相匹配的投入。
職業索賠的組織化、公司化、涉黑化趨勢明顯，危及社會穩定。大量固定團伙以此為業并內部分工明確，日益呈現“經營者”的組織形態；跨區域人員流動、資金往來頻繁，出現大量交流經驗、分享案源、互聯互助的QQ群、微信群；在行政法規公開征求意見期間組織大批水軍惡意灌水刷帖，以提高社會公眾“反對”比例，干擾立法；部分人甚至鋌而走險參與敲詐勒索、惡性競爭、制造假案等違法犯罪，應引起高度重視。
當然，職業索賠并不全然消極，部分人在長期索賠過程中掌握了相當的專業知識，客觀上促進了企業提高合規水平，促進政府精細化監管，也有人仍堅持公益索賠。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根本特征是基于公共治理視角，糾正防范社會危害性較大的違法行為或市場失靈
從近幾年學界研討、立法修法、政府制定政策、各地法院判決的情況看，對于公民濫用訴權、公私邊界不清的制度性反思逐漸增多。懲罰性賠償制度也在這種反思的范疇內，看似孤立的法條背后是復雜交織的現實，需要放在公共治理的多維度大框架下思考。盡管各方仍然觀點不一、爭論紛紛，但對其負面效應的客觀認識已逐步形成，對完善制度適用的共識已逐步凝聚。目前最大的分歧還是在于怎樣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本文試提出以下兩種路徑。
第一種是聚焦主體范圍，將職業索賠人排除在懲罰性賠償適用范圍之外。
職業索賠人不是普通消費者。消法是傾斜保護弱勢群體的民事特別法，其適用范圍有明確界限，第二條開宗明義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雖然法律沒有進一步細化“生活消費需要”，但即使從語義射程最外延來解釋，這一概念也必然和生產、經營、職業等相互斥。而職業索賠人是為了獲得高額收益主動發現、購買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商品，有的無固定工作，經常性索賠并以此為業；有的雖是偶發性索賠，但同樣知假買假、以營利為目的，即使平時是消費者，至少此時不屬于生活需要。
知假買假本身欠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消法的3倍賠償建立在經營者“欺詐行為”的前提上，職業索賠人非但沒有被欺詐，而且恰恰在主觀明知的心態下才能有計劃地購買、索賠。即使職業索賠人和普通消費者一樣得到消法其他條款的保護，也不應適用3倍賠償。
職業索賠違背民法“誠信原則”。任何民事主體應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保護對方合理期待與信賴，不得濫用權力和法律。職業索賠人在消費合同訂立之初即隱瞞自身的索賠目的，對于正常的市場交易而言反是一種特殊的“欺詐”。
對此路徑有兩種主要的批評意見。一種是認為甄別主體的操作性不強，實踐中難以認定什么是牟利目的或者職業索賠。事實上，哪些是職業索賠，對一線實務部門來說一目了然，如大量反復購買、事先準備取證、固定模板文書、多地分散投訴等均有跡可循。只是這種個案認定通常是綜合各方面證據形成的自由心證，難以在規范層面形成統一判斷標準，而且這種標準一旦形成就容易被惡意規避。經營者固然難以證明購買者牟利目的，法官可能也難以從現有證據認定購買者的主觀心態，但是當法官有合理懷疑或者經營者提出合理質疑時，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分配讓主張懲罰性賠償的購買者自證“生活需要”。一般人完成了購買行為的舉證即推定為消費者（如提供小票），但對于異常大量購買、購買同步取證、多次起訴等有違日常經驗法則的情形，可以讓購買人承擔生活需要的舉證責任。舉證不能的，購買人需要承擔相應的敗訴風險。
另一種批評意見是，如果職業索賠人真“打假”也不能主張懲罰性賠償嗎？這就引出下文的第二種路徑。
聚焦客體范圍，厘清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違法行為，尤其是規范欺詐的構成要件。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根本特征是基于公共治理視角，糾正防范社會危害性較大的違法行為或市場失靈。當前最大問題就是被少數人濫用于一般過錯、產品瑕疵和市場風險，導致公共治理體系扭曲。任何法律制度都可能被濫用，要正本清源，就要厘清究竟哪些行為應該適用懲罰性賠償，而不必區別懲罰主體是政府、社會組織、消費者還是職業索賠人（前兩者可以提起公益訴訟）。比如假疫苗、地溝油、缺陷產品、刷單炒信、天價蝦等惡意欺詐侵權，即使知假買假也應當支持適用懲罰性賠償，此時正面社會效益遠大于弊端，是真正落實了社會監督的立法初衷。而對于主觀惡性不大、對一般消費者不構成誤導和危害的瑕疵，不管是職業索賠人還是普通消費者，都不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當然，適用法律不能僅考慮社會效益，形式邏輯也必須自洽，因此這種思路就需要對客體構成要件作嚴格解釋。
對此，消法只規定了欺詐行為、缺陷產品這兩種客體。缺陷產品是危及消費者人身安全的嚴重市場失靈，施加懲罰毫無爭議，且認定標準相對客觀，較難被濫用。問題焦點就在于“欺詐行為”怎樣認定。一種方法是根據《民法總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欺詐同時包含四要素：經營者欺詐的主觀故意、告知虛假信息或故意隱瞞的客觀行為、消費者因欺詐陷入錯誤認識、因錯誤認識而消費。這是將消法“欺詐行為”等同于民法“欺詐”，但實踐中四要素全部認定的難度較大，因此多用于司法審判且各地判決不一。另一種方法是根據原國家工商總局《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將欺詐列舉為多達20種客觀行為，主觀故意通過客觀行為推定（或經營者反證），操作性很強。但實踐中，因果關系認定環節容易被忽視，或者說這種忽視本就是制度性安排，行政處罰是為糾正違法行為，無論特定消費者是否被誤導，只要經營者的客觀行為會誤導一般消費者，就應當按欺詐處罰。但由于欺詐的行政認定和民事懲罰性賠償相掛鉤，這就成為職業索賠人濫用制度的一大土壤。因此，可在下一步立法修法時在欺詐的規定里增加但書，將廣告宣傳、標簽標識、說明書等對一般消費者不構成實質誤導、也不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瑕疵排除在欺詐范圍外，進而不適用3倍賠償。這樣既能極大壓縮職業索賠的不當牟利空間，還能保障公益性職業索賠的空間，而且更容易操作，司法機關不需要個案判斷經營者和索賠人的主觀認知，只需要從一般消費者的認知來客觀判斷，便于統一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
此外，消法規定的3倍倍數和500元最低賠償額是否過于剛性，也值得反思。即使從行政處罰的角度來理解懲罰性賠償的公法屬性，行政處罰尚且有自由裁量幅度，消法對欺詐的處罰規定如下：“可以根據情節單處或者并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5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國外普遍立法是規定懲罰性賠償金的上限（比例或數額），個案再具體根據主觀惡意程度、客觀損害后果、潛在危害性大小等自由裁量。判0.5倍也無不可，只要是填平實際損失之外的賠償，都是懲罰。我國對欺詐的懲罰性賠償只有“3倍、不適用”兩個選項（缺陷致人死傷的懲罰性賠償則有幅度，為損失的二倍以下），本意是提高威懾、統一尺度，但掩蓋了個案客觀差異，實際效果值得商榷。
綜上，從立法本意看，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限于違法行為，從實踐效果看，其主要被職業索賠人濫用于輕微瑕疵，結合兩方面考慮，有必要對當前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范式進行反思和重構，從根源上厘清適用主體和適用客體，實現形式邏輯和實體功能的統一。糾偏后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有望在普通消費者維權、消協公益訴訟、檢察公益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