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座村寨被洪水摧毀，村民會何去何從？傳統與文明又該如何重建？紀錄電影《白馬姐妹》拍攝歷時8年，時間跨度長達24年，聚焦四川平武白馬四姐妹的生命軌跡，展現白馬人的文化傳承與生活變遷。新華社記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白馬姐妹》總導演張同道，探討紀錄電影《白馬姐妹》中白馬族群的生命紀實與文明重建。
■怎樣的一個契機，讓您關注到這個族群？
張同道：我碰到白馬人完全是一場意外，當時我們要拍套片子叫《中國文化之謎》，越是深山老林越可能藏著這些我們未知的東西，就意外地見到了白馬藏族，那種奇特的服飾，那種禮儀風俗我們都不懂，語言也不懂，這白馬藏族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他們從哪來？它所有的歷史都在口口相傳的民歌里，我們就在想這個獨特的文化背后是什么？
1999年春節，我第一次見證了這樣神奇的場面：篝火燃亮夜空，男女老少手挽手跳起圓圓舞，唱起古老的白馬歌。四姐妹在人群里格外搶眼。當時，因為1998年長江洪水，國家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一向以伐木狩獵為生的白馬人面臨一場社會轉型。2000年夏天，二姐正在籌備家庭旅游，姑娘們在院壩里練習舞蹈。不久，游客來了。夜晚被一波又一波的歌聲充滿，靜謐的山寨變成喧囂的景區。
所以我們就有幸見證了白馬藏族從傳統生活轉向旅游、轉向現代生活的一個過程。民族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變化，這種拍攝我們一下持續了4年。
■2003年《白馬四姐妹》播出，您在2020年洪災后又回到了白馬寨拍攝，兩次創作有什么差異？
張同道：差異很大。2020年夏天，一場特大洪水將白馬寨變成一片廢墟，山體裸露出一片片丑陋的面孔，道路斷裂，房屋倒塌，洪水沖進家門。當我再回白馬寨，昔日我住過的房子被淤泥填滿，大姐、二姐默默地從泥巴堆里清理雜物：床單、家具、衣服，居然翻出一件20年前我贈給的一件棉衣。
這種情況我得重新再來，我得看到我的這些兄弟姐妹們把他們的家園重新建起來，事實上是我們帶著攝影機陪著他們一起把這個寨子重新修回來，所以其實已經不是拍攝的問題了，它不是一個典型的紀錄片創作問題，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生活。
■您如何在影片中展現女性力量？
張同道：白馬女性在這兩次大的社會變革，一次是生產方式轉型，一次是洪水。女性不僅沒有在這樣的社會變革中退縮，她變得更加堅強。最早我認識到的白馬女性，首先從外形上是非常美，其次個個能歌善舞。這些歌舞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所以她們是美的使者，是民族文化的傳承人。
本來我以為洪水之后，家園重建又是重體力勞動，這些女性的力量好像應該沒那么重要了，她們又給了我很大的一個震驚。她們勇敢面對挑戰，像男人一樣承擔重體力勞動，和男人一起搬東西、搬房子，成為家園重建主力軍。
她們接過社會、自然和生活的壓力，默默承擔，開闊眼界，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進步，活得本真、率性，呈現出強大的女性力量。
■從1999年到2023年，24年的變化在人類學層面，有哪些具體的體現？
張同道：一個民族，它總是在社會的發展中做出一些調整。我們就說曹蓋舞，這就是他們白馬文化最突出的一個標志。在傳統的白馬文化中它是敬神的舞蹈。旅游來了，它就變成了娛樂游客、招待游客的一種表演。我在想這兩種曹蓋舞的跳法是一樣的，但意義是完全不一樣。這就是民族學的變化。
今天一條高速公路從白馬地區通過去了，這條高速公路直通九寨溝，這是個擁抱現代化的過程，一定會帶來經濟上的巨大的發展。但是原來的這些民俗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未來它會不會都表演化？我想這就是人類學關注的問題。生存方式的變化，會對文化做出改造，做出調整。我是特別期待白馬藏族能夠把文化保留下來，但是他們的生活又進入現代化，但有沒有這么一種可能，這些都是我們要思考的。
■您期待觀眾在影片中獲得什么？
張同道：有一首民歌是我這次特別喜歡，我用了4遍。我覺得這就是白馬人的生命哲學。“人活一輩子又唱又跳一輩子，人生如旅人，不唱不跳干什么？”他認為只有唱和跳的歡樂才屬于自己，什么名啊，利啊都不重要。
其實很多問題我們面臨的是共同的，我們沒有遇到洪水，可是我們生活中也面臨很多困難，我們沒有白馬人的苦惱，可是我們生活中的苦惱一點不比白馬人少。學習卷、工作卷、各種卷。但我想說這是一部治愈的電影，至少我本人在拍電影中，我是深深地被治愈。我們理一理哪些是對你的生命最重要，哪些你以為很重要，其實沒那么重要。和你的生命本體相比，那些不過是塵土，抖一抖就掉下去了。當你放下這些的時候，你就不用那么卷了，你的日子會過得更美好，你的生命會更充實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