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翰（Hans van Ess）教授在“世界古典學大會”上的主旨發言依舊洋溢著一貫的積極與熱情，但他終究還是在雁棲湖畔，在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們面前袒露了他對古典學——在西方世界——命運的憂慮。作為造成此類憂慮的標志性事件，2020年美國古典學重鎮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古典學系”改名為“希臘羅馬研究系”一事值得我們關注。實際上，緊隨其后，歐美大學陸續有古典學系被改名為“古代地中海研究系”或“希臘、拉丁和古代地中海研究系”。
在葉翰等學者看來，“古典學”這一名稱在歐美大學中的變換不僅涉及課程和專業重點的調整，若用稍欠審慎的表述來說，甚至可以看作一場西方文明內部的“文化戰爭”。葉翰提到了烏馬昌德蘭和沃德（Mathura Umachandran & Marchela Ward）新近出版的著作《批判性古代世界研究：遺忘古典學的理由》一書的獻詞：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當前殖民形態下的古典學中被排斥、被邊緣化、被去人性化的人們——帶著愛與希望，期待一個不同的未來。
在一批有良知的古典學者看來，西方古典學傳統帶有過強的“白人為主”色彩，因而體現了某種在西方長期和廣泛存在的社會不公。確有數據表明，歐美從事古典學專業學習和研究的人口中，黑人、亞裔和拉丁裔人口數量占比顯著偏低。雖然造成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并非種族歧視及其歷史后果，但不少學者仍然認為，這一現象與當今西方世界倡導的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價值取向存在齟齬。畢竟，對于非白人群體來說，以“希臘-羅馬”文明遺產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古典學術并不具備天然的吸引力。
“古典學應該是一個方法論上多元化的領域”，戈德曼（Max L. Goldman）等學者表示，將古典學的目光“從古代經典轉向古代地中海研究，將古代非洲、西亞、中亞和黎凡特等其他文化一并置入學科背景中”才是扭轉古典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的有效策略。但現實的結果卻可能是，這一系列帶有反省意味的舉動，非但不能達成學者們的期待，還有可能對西方文明的根基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傷。
葉翰表示，歐洲有自身的古典傳統，正如世界其他地區和文明也存在著各自的古典傳統。當今歐美學界強調“應當比以往更加關注世界和其他地區的傳統”這一觀念并不能抹殺一個現實——那就是不同文明的古典傳統對其自身文化內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葉翰的潛臺詞無疑是說，若僅僅出于對多元文化價值的尊重這一理由，將構造了西方世界精神內核的古代經典置于一個無關緊要的位置，恐怕不夠明智。
為了進一步闡明葉翰這一憂慮的合理性，我們有必要對“古籍”和“古典”作出區分。正如劉小楓教授在《略談古籍與古典之別》一文中所言，古羅馬作家用classici一詞指稱“值得后人模仿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流作家或經典作品”。這意味著并非所有古代文本都可以被視作經典。對經典與非經典的劃分本身既是一種精神秩序的體現，也是對客觀存在的尊重。羅馬帝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昆體良就曾表示，應該優先擇取“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家和作品來教育公民。我們亦有“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的說法。經典即典范，而且是恒久的典范，代表了一個民族極高的德性品質與歷史智慧。“立德樹聲，莫不師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和文教事業，若為了營造一種尊重多元文化的姿態，將塑造了自身的經典核心文本置于一邊，顯然得不償失。
對葉翰這位德國學者而言，古希臘和羅馬的意義更為特殊。因為德國“擁有屬于自己的古典時代，即魏瑪古典主義”。可以說，正是活躍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歌德、席勒、赫爾德、維蘭德等深受古希臘羅馬文化影響的作家，創造了一種堪為德國后世之典范的語言文化。古希臘羅馬的詩歌與藝術，通過這些作家的創作，融入了德國自身的民族文化中。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受惠于古典傳統的語文學（Philologie）方法，德國學者在19世紀將研究對象擴展至德語文本，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現代化提供了豐足的精神底蘊。雅各布·格林就曾表示，歌德與席勒對“德國”這一共同體觀念的建設，無可取代。顯然，歌德等德國文豪雖然深受古希臘羅馬影響，但他們的作品本身畢竟并不產生自那個遙遠的年代。可見，古典作品的價值并不單純因為其離世久遠，而是因為其對一個國家政教體制的深遠影響方可得以確立。同理，政治制度的更迭亦會導致對經典判定的變更。若為了一時一地的政治宣傳，輕易將經典從自身文教系統的核心位次抽取出來，以某種當下之所需的政治觀念替代之，回想離我們并不遙遠的20世紀，其后果并非沒有前車之鑒。也許正是有念于此，葉翰才會在大會主旨發言中以中正坦誠的態度談及中國的古代經典及其特性。
葉翰明確指出，中國古代的文獻既有古籍，又有經典。相較于前者歷史維度的含義，在葉翰看來，后者應當被解釋為“經文圣典”（scripture）。以“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經書，不同于一般的哲學或歷史著作，它們成型于中華文明的“古風時期”（archaicperiod），由古代圣賢整理編修，塑造了我們這個古老又綿延文明的精神特質。這些作品不僅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現代漢語，還為之后中國各類文史哲作品的寫作奠定了范式。有別于歐洲傳統中的經典（classic）與圣典（scripture）之間持存的張力，中國古代的典籍往往呈現出綜合二者的和諧。葉翰以《論語》和《中庸》為例，認為這二者既為漢語——這一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提供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成語，又為后世描繪了堪為典范的理想生活狀態。中國經典對于個體生活的安頓和對國族共同體觀念的構建，發揮著持續的重要作用。
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長、漢學研究所所長、教授葉翰在主旨論壇上發言
讓我們回到本文的開頭，當葉翰教授大洋彼岸的同行們試圖通過提出“后古典主義”（Postclassicism）這一口號，來對“長期在古典學學科里的古典主義意識形態進行徹底反思”，繼而“摧毀”（當然在他們看來則是“拯救”）古典學的時刻，由中國倡議并發起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為我們提供了真正從人類文明歷史的整體視野出發來重審“古典學”內涵的契機：古典學并非只知皓首窮經的考據之學，也不是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更不會是為了強調“去中心化”而自斷文明根脈的激進平等主義意識形態。
真正的古典學向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切傳世典籍與奠基性思想敞開，始終秉持著對不同文明傳統的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為促進“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提供最豐沛的源頭活水。
（作者：胡鎵 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