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鄂西長陽土家妹子，她挑金、挑貴、挑來挑去的，最后挑中我這個外鄉人。也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緣分吧，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北上路經長陽時曾泛舟清江，它讓我憶及兒時故鄉那條通往洪湖的小河。
長陽山間遍布溪澗，溪水依山形成一帶彎彎曲曲由深潭、塞堰、瀑布、水凼串綴的碧綠，兩岸長滿青草，開滿鮮花。我沿溪而行，只要投竿，就有漁獲，于是山水間常出現我的身影，有人稱我是“釣魚的姑爺”。
姑爺是女婿的尊稱，山里還頗具古風地把女孩子都稱為“姑”，長大了叫“大姑”，“大姑”嫁了人，她的男人就是“姑爹”，尊稱“姑爺”。我最初聽人叫我“姑爺”時，總覺得沒有“姑爹”親，我曾疑惑是不是因為我是洪湖外鄉人？妻子跟我解釋說，我在城市掙工資，吃商品糧，在山里算是稀客。妻子還教育我，娶了長陽媳婦兒，就要把自己當長陽人看，入鄉隨俗，起眉動眼都要學乖一點，待人處事要“小意”一些，對老對小嘴巴要甜一點，“小意”就是謙卑客氣的意思。妻子還提醒我，少拽些文縐縐的字眼，多做點對人有用的小事，人家就不會對你見外了。
妻子的指示完全正確。她有個堂姐嫁到了鄰鄉，男人是復員軍人，時任公社干部。他跟我算是連襟，老想找“日白粉經”——吹牛侃大山的意思。一次探親回鄉，按土家風俗，我提了一捆油果子（油條）、兩桶掛面，去看望那連襟，順帶捎了一瓶北京二鍋頭。我沿著溪流一邊釣魚一邊移窩，走走停停，一去就是一二十里路。去到他家門口，已是下午。他站在溪邊喊著問，溝邊那位釣魚的客是楊家姑爹嗎？我于是收竿上岸。他接過我的小魚簍顛了顛，順便在溪邊把魚就處理干凈了，回到屋里親自掌勺，用一塊碗狀的羊油將魚加干辣椒皮子煎了一鍋，我口饞，在鍋里就嘗了嘗：真鮮！
吃飯時，又來了幾位陪客，有縣鄉干部、鄉村教師、手藝師傅、卡車司機等等，全是當地的人物，堪稱是一次臭皮匠峰會。一杯二鍋頭潤喉，三杯苞谷酒下肚，臭皮匠們高談闊論滿天飛。從他們的談論中，我聽出了兩點意思，一是窮，長陽是個窮縣，除了山就是水，就那么一點可耕種的田地，怎么富？二是干，不干富不了，怎么干？他們設計了種種來錢的方法，如辦個廠，開個礦什么的。他們說得津津有味，說得很神奇，說有農民在菜園里鋤地，一不小心“哐”的一聲，鋤到了石頭，把石頭刨出一看，白的，趕緊裝進背簍背到山下去賣，這叫重晶石，值錢。
臭皮匠們邊吃邊談，我在一旁邊吃邊聽。開始他們一本正經地叫我新姑爺，后來幾乎全都跟我稱兄道弟。最讓我高興的是，我吃到了地道土家美味：巴掌大玉色透明的臘肉片，其風味不在精華火腿之下；油炸花椒葉和苕粉肉糕稱得上是美食一絕；將新鮮玉米磨成漿，再用桐葉包裹蒸出的酸漿粑粑，勝過我在北京吃的仿膳窩窩頭。他們稱贊60多度的二鍋頭，我卻更鐘愛有煙火氣的苞谷酒。
帶著臭皮匠們的智慧，我去縣城拜訪了縣委老書記。他跟我談了有關長陽經濟建設的諸多意見，我把他的想法整理成一份供領導部門參閱的情況反映上報了。還應老書記的要求，就是否建黑白電視機裝配廠，是否開重晶石礦的問題，走訪了有關部門，把專家的意見直接寫信告訴他了。我為此奔波忙碌時，儼然自己就是個長陽人，為了它的發展，我愿意奉獻自己微弱的光和熱。
隨后的幾十年，長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隔河巖、高壩洲水電工程的建設，讓長陽經濟建設邁上了一個大臺階。我流連忘返的清江美景，也成了旅游勝地。當地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甜美和富裕。當初一起高談闊論的“臭皮匠”們，大多已經作古，但他們應該也看到了家鄉日新月異的改變。
在我的九十周歲家宴上，孩子們告訴我，高鐵長陽東站即將開工，而站址，就在我們的老屋不遠處。聽到這個消息，我激動地反復絮叨著好好好，眼前仿佛看到了動車經過老屋村子的風馳電掣，思緒感慨萬千。我這個外鄉來的女婿，終是把長陽認作了故鄉。
（楊教，90歲，早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退休前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專事情報學研究。業余發表中長篇小說、散文、雜文等各類文藝作品數百篇，著有《破帽集》《敝屣集》等，以及《葫蘆集》《月下集》《含飴集》等畫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