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忠亮
國際民間公益組織(后簡稱“國際NGO”)參與中國扶貧與發展幾十年以來，無論在直接幫助貧困與弱勢群體改善其生存與發展狀況，還是在促進中國現代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方面，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隨著國內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貧困狀況的改善、國內本土公益機構的異軍突起以及國內公益慈善法律和政策環境的不斷規范，國際NGO在其項目的內容、與地方的合作方式以及在合作中的地位等方面也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當這種變化累積到今天，特別是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進入實施后，國際NGO該何去何從，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價值，并獲得自己生存與發展的一席之地?本文通過梳理國際NGO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變化，為其在新的環境條件下的戰略定位提供一些思考。
國際民間公益組織在中國的過去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國際NGO開始進入中國。在30來年的過程中，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實力、貧困狀況，還是相關政策與法律環境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這些變化，國際NGO在其項目方向和內容、與當地的合作方式以及在合作中的角色等方面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可以粗略地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20世紀末
在20世紀80至90年代，國內的本土民間公益組織(之簡稱“國內NGO”)基本不存在;地方財政也很弱，一個縣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萬的比比皆是;貧困群體大面積存在且其需求仍處在與溫飽相關的基本生存條件方面;而相關國際NGO運作和管理的政策和法規也是空白。
與此相對應的是：由于中國當時的貧困程度，以及對于剛剛開放的中國的好奇心，國際上發達國家的資助方很愿意支持中國的項目，國際NGO在一個縣每年的投入接近甚至超過該縣財政收入的也不在少數。
在這種環境下，國際NGO的項目合作對象主要是當地政府。而項目的內容也主要在糧食與畜牧業產量提升、飲用水、免疫、基礎教育和衛生條件改善等方面。由于這些項目與當地政府的目標極其相近，且國際NGO能夠投入的資金規模較大，地方政府合作的積極性很高。為解決國際NGO在合作中的合法性問題，當地政府往往與國際NGO簽署合作備忘錄并成立合作項目辦公室，使合作得以順利進行。國際NGO在合作中具有高度的主動權和發言權。
在此期間，通過項目及其合作，國際NGO不僅幫助了數以萬計的貧困人群改善了生存條件，還帶來了先進的發展和公益理念和工作方法，并為中國培育了首批公益研究人員和項目操作與管理人員。這些貢獻為中國公益行業后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二階段：20世紀末到2016年
經過20來年的努力，中國的扶貧與發展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貧困人群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貧困人群的需求轉到了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發展條件的改善等方面;其次，對于國內NGO的注冊開始松動，一批國內NGO開始出現;再次，地方經濟實力得到了大幅增強，財政收入上億的縣成為了普遍現象，因此政府投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資金不斷加大;與此對應的是，隨著中國貧困狀況的改善和經濟能力的大幅提升，國際資助者對中國項目的支持意愿開始減弱，國際NGO對項目的投入規模開始逐步減少。以此同時，盡管相關討論和試驗已經開始，但相關國際NGO的政策與法律環境沒有明顯的改變。
在這種環境下，國際NGO的項目開始越來越多地包括像能力建設、社區參與這樣的“軟”內容。在項目內容越來越偏“軟”且投入規模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與國際NGO的合作意愿不斷減弱。而一批國內NGO的出現為國際NGO的項目合作伙伴選擇提供了機會。同時，為解決法律身份問題，一些國際NGO開始選擇了以外資公司的身份進行工商注冊。
在此期間，國際NGO在繼續支持貧困人群改善其生活條件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同時，扶持了一批本土的公益研究機構和支持平臺，并直接培育和孵化了一批國內NGO，進一步為國內公益行業培養了一批較為專業的從業人員。這些貢獻為中國現代公益的正式形成和后期的騰飛創造了條件。
第三階段：2016年至今
從2016年開始，《中國慈善法》和《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先后出臺并付諸實施。慈善法的出臺和實施普遍認為對于促進國內NGO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結果也證實了這種判斷。
在慈善法出臺并進入實施兩年多時間里，年均新注冊的國內NGO數量創出歷史新高。然而，對于國內NGO的生存和發展而言，這種增長只是數量的增加，而非質量的提升。不少國內NGO無論是在治理層面還是在管理和操作層面的能力都仍然處于初始階段。同時，大量的新生的國內NGO意味著急劇擴大的公益從業人員隊伍。在比較匱乏的公益人員儲備面前，這意味著一大批幾乎沒有公益與發展教育背景和實踐經驗的人員在從事公益工作。公益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提升，將使公益項目的效果和影響大打折扣。
對于國際NGO而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出臺和實施既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好的方面是國際NGO終于有機會獲得完整的法律身份了。不好的方面是本項法律，特別是在注冊和在國內籌資等方面沒有達到行業的預期，甚至有部分國際NGO對此項法律持悲觀態度，并決定撤出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在進入實施后，雖然有關政府部門在注冊方面展示了積極正面的姿態，解除了部分國際NGO的擔憂，但不少國際NGO，特別是較小的、缺乏影響力的機構，還是因為找不到愿意作為其業務主管單位的機構而不能完成注冊，這些機構之前的外企身份也隨著管理法的實施而失去作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愿意繼續支持中國項目的國際資助者繼續減少，導致國際NGO在中國的項目資金進一步縮減。而《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限制國際NGO在國內籌資的規定使國際NGO看不到將來的希望，更不能像一些機構之前預期的那樣可以從中國籌資去更貧困國家開展項目。
在需求方面，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的潮流仍然在不斷延續，使貧困農村越來越空心化。導致許多與農村為載體的扶貧與發展項目越來越缺乏實施的力量和受益主體。與此同時，貧困農村的基礎設施和生產與生活條件繼續在改善;城市圍繞著流動人口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值得關注。另一方面，政府在改善貧困和弱勢人口生存和發展方面持續加大投入，且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縱深擴大為國內NGO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機會。
國際民間公益組織在中國的未來
如前所述，國際NGO在中國所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較早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表現為：(1)貧困和弱勢群體越來越分散并有向城市轉移的趨勢，且需求越來越多元化;(2)政府在扶貧與發展方面的投入和為國內NGO提供的資源不斷增加;(3)國內NGO數量激增但能力有待提高;(4)公益慈善相關法律已經正式實施，且短期沒有修訂的可能。
另一方面表現為：國際NGO項目資金不斷減少，同時也沒有希望從中國籌資來改變這種趨勢;但國際公益組織在治理、管理和操作層面積累了非常成熟的規范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國際NGO如果還以原來的定位和方式來行事，勢必會事倍功半。
國際NGO要想繼續在新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并展現自己的價值，必須對所處環境條件和自身優劣勢進行深度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項目內容、開展方式、合作對象等重新進行戰略定位。只有這樣，在項目投入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自身的優勢和項目的效果和影響。筆者認為，這種評估和定位需要回答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在機構的角色方面：自己在中國公益慈善行業中的角色是執行者、所在領域的引領者、倡導者、還是協助者?
2，在項目執行方式方面：是自己直接去服務目標群體，還是通過當地合作伙伴來實現自己的使命目標?
3，在項目內容方面：是繼續開展常規項目，還是將當地可以做的留給當地來做，自己根據自身優勢去做一些前沿性的或是創新性的引領和示范?
4，在對于合作伙伴的支持方面：是主要為其提供項目資金，還是主要提升其自身發展和執行項目的能力?
5，在資金投入上：是直接投入資金，還是幫助合作伙伴從地方進行籌資?等等。
國際NGO只要本著開拓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精神來分析所處的環境和定位自己的戰略，就一定能夠找到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