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德國墨卡托基金會邀請,由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組織,中國基金會秘書長代表一行9人,于2018年6月24日-7月1日對德國和比利時的基金會、公益組織、社會企業進行了深度考察。我們將陸續為大家分享此次訪歐團成員的觀察報告,文章代表作者個人感觸、思考,不代表作者所在機構及基金會論壇的立場。
本文作者:王書文,廣東省千禾社區基金會秘書長
七月,離開酷熱的羊城,來到萊茵河畔的德國和比利時,參加由德國墨卡托基金會和中國基金會論壇合作的德國、比利時基金會2018年的參觀交流活動,頗有茅塞頓開之感。再次感謝德國墨卡托基金會的資助以及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的精心組織,讓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歐洲基金會,了解不同于國內的另一種基金會生態。
基金會像空氣和水一樣融入德國人生活
“人口僅8200萬的德國,有2萬多家基金會,當中95%由個人或企業出資成立,并且大部分每年的資助額度在1000萬至6000萬歐元之間……”
早有耳聞,德國基金會無論是發展歷史、數量和資金規模,在全球都十分顯著。但當聽到這一串數字時,我依然深感驚訝。站在柏林的勃蘭登堡廣場,環顧四周,腦海里不停地想:為什么德國有這么多的基金會,為何歐洲的富人樂意用自己的錢成立基金會?在微信朋友圈求助這兩個問題后,好友紛紛支招,有的說去咖啡館里找答案!有的建議走進社區找答案!還有的干脆說去世界杯球迷酒吧看看!

隨著訪問的深入,這兩個深奧酸澀的問題漸漸被我拋在腦后。因為你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街頭轉角處的大樓里就有好幾家STIFTUNG(基金會)。感覺在德國,基金會就像街頭的商店、菜市場、銀行一般,迎面而來,它如同空氣和水一樣,融入德國人的生活。因此我也就不再好奇:德國為什么平均每400人就有1家基金會了。
在緊張的考察行程中,一路收羅了許多信息。細細咀嚼之后,更加回味和感嘆歐洲基金會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無限可能。這讓我深刻感慨,基金會真是很有魅力!
看見歐洲基金會的無限魅力
1.多元參與社會治理的長久公益模式
“基金會”這一術語,在歐洲并無通用的法律定義,也無特別復雜的規定,只要符合“獨立注冊、收入穩定、治理合規和公益目的”這4個要素,并遵守13條良治準則,就是一家好基金會。但歐洲人好像不太喜歡Foundation這個詞,更愿意把基金會表達成公益性有限公司或者信托機構。
向來以嚴謹務實著稱的德國人,對基金會的表達卻是言簡意賅,簡單到哪怕是中小學生也能理解什么是基金會。聽著介紹,我通俗地理解,在德國,基金會就是這么一回事:把一件對個人或社區、社會有益的事業做長久的最佳組織形式。
這里特別強調“長久”二字。在國內不乏好心做善事的富人。我們常看到,某些企業家被某一事件感動后,就會捐一個學校或者兒童中心項目,但至于這個學校或者兒童中心項目竣工后如何持續運轉下去,考慮的卻很少,甚至壓根兒就沒考慮過。
而德國人會把這樣的善事一開始就設計成一個基金會模式,不僅僅考慮原始投資,同時也考慮是否能預留一筆本金使每年都有穩定的資金收入、是否有一個穩定的團隊、是否確保按章程中規定公益用途貫徹。章程是這類基金會最高的“準則”,除非機構注銷,否則章程不可變。這樣才能真正把一件好事持續地做好,并將創始人的意志和精神延續下去。我想,或許多一些基金會,就會少一些豆腐渣和爛尾樓工程。
在德國,對基金會的管理是一種“寬進嚴出”制度,錢多錢少都可以成立基金會,注冊資金只需5萬歐元。其中,最典型、最主要、數量最多的基金會形式是民法基金會。即按照《德國民法典》規定,以公益目的為宗旨,由個人或企業出資設立的基金會。因此,這些基金會有穩定的善款來源,并不存在募款的壓力。

在寶馬基金會
此外還有比較罕見的基金會協會、基金會責任有限公司與基金會股份公司等形式靈活的基金會替代形式。政治基金會也是頗具特色,在德國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承擔各個政黨的政治教育任務,提拔人才,同時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它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預算,盡管與政府機構聯系緊密,但法律地位獨立于政黨,實際上屬于公法基金會的一種。當然,追求“私人”利益、不享受稅收優惠也可成立基金。此類家族基金會主要服務于特定受益家族的福祉,受益者與捐贈人間為親屬家族關系。

基金會管理和運營由老煤礦改造的文化遺產園區
這些形式多元的基金會,在“小政府大社會”的德國,在補充社會治理缺失的功能方面簡直無所不能。在考察中,我們有幸領略了德國基金會如何管理博物館、藝術中心、礦山修復后的文化中心、猶太人紀念館、公益組織共創空間……又一次驚嘆,基金會之社會治理的魅力!
2.富人探索生命價值的慈善視野
以前在瀏覽國外基金會網站,經常會看到勸募廣告寫到,慈善可以豐富你的人生這樣的話,當時覺得這樣的說辭過于夸張。而此番考察讓我對這句話有了全新的認識。
說來也巧,在出發前在CDR私董會上,房晟陶老師介紹了榮格關于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意識層面,有的人可以管理任務,但不一定能管理他人;有的人可以管理自己,但不一定善于管理生命。這揭示潛意識背后有更高的求知精神、利他精神、信仰精神和藝術精神支撐。
是啊,人生無論高度和寬度都是無限的,求知、利他、信仰和藝術追求都是無止境的。很遺憾的是,受傳統教育的我們,僅僅在做事上下功夫,缺少以上潛意識的發展。所以當處于溫飽無憂狀態時,我們很容易陷入價值空虛的深淵。
約翰.奈斯比特說:“二十一世紀最激動人心的突破將不會來自技術,而是源于對‘生而為人的意義’更加開闊的理解。”慈善事業可允許人類探索自己潛能的可能,實現超越國界和私利的社會責任。或許這也是促使富人慈善的理由之一。
這讓我更深地理解,歐洲這些基金會為何而存在,它們對于創始人的價值在哪。這也就是為什么,歐洲基金會的基金會創始人更喜歡資助具有人類命運攸關的長期戰略目標和個人價值追求的獨特領域,如文化、藝術、教育、移民、博物館、太空探索、疑難疾病藥物研制等。
3.制度保障下不同的慈善動機
在訪問期間,我與隨行的翻譯——萊先生聊起了此行的第二個疑問,即德國富人為何愿意大額捐贈成立公益基金。先生是70年代第一批來中國的德國留學生,精通好幾國語言,對翻譯的每一個字都力求準確。他概括地說,不可否認,普通歐洲人樂于捐贈和稅收優惠政策確實關系很大,部分收入或財產捐贈會降低納稅人的納稅基數,這個減稅額度足以鼓勵富人捐出財富。
然而,在瀏覽德國基金會排行榜以后,特別是看到多家德國大型基金會精心設計的治理框架圖后,我不再竊竊私語他們的動機,更喜歡天真地認為,除了避稅,成立基金會更是德國慈善家對于財富傳承的智慧,是基金會的魅力讓慈善家更有智慧地把各種慈善的動機恰當而智慧地設計在基金會的章程里,讓基金會和企業一起實現基業長青。
人們有許多慈善事業的動機,每一種動機都值得尊重。如果制度的設計不能滿足這些動機的需求,慈善事業是不可能持續或成功的。
比如族群:
種族或民族認同可以成為捐贈的重要動力。一些“先移民的”富商會將遺產投入,幫助其他“新移民的同胞”家庭融入當地社區。幫助移民融入的捐助每年可達數十億美元。
比如家庭:
榮耀和贊賞祖先可以成為最強烈的激勵之一。父輩的成長經歷給人們帶來了價值和經驗,他們經常通過奉獻來加強這些價值觀和經驗,因而會繼續遵循家庭傳統和既定的捐贈做法
比如信仰:
許多捐贈者出于精神或宗教信仰,不僅支持他們的禮拜場所,還支持他們通過信仰團體所了解的組織和事業。這些為了共同目的的給予,也成為將家庭聯系在一起的粘合劑。
4.應對地方挑戰和需求的社區基金會
作為國內較早成立社區基金會的秘書長,此行特別關注德國社區基金會的發展概況。德國社區基金會也是從美國舶來,起源于1996年,僅比中國早10年,由企業家和捐贈者Reinhard Mohn以及犯罪學家Christian Pfeiffer教授將大西洋彼岸社區基金會模式引入。而今天,德國的社區基金會擁有德國最大的捐助者群體——超過29,000名捐助者,總資本達3.34億歐元,獲得德國基金會協會認可的有307個。
社區基金會已成為德國公民參與的有力支柱。以一個城市作為關注的區域,德國社區基金會一般由精煉的小型團隊運作。因而,志愿者的力量非常重要。根據預測,德國公民在過去一年中進行志愿者工作的時間超過100萬小時。
“社區基金會成功的秘訣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金錢、時間或想法參與其中”,德國基金會協會社區基金會倡議負責人Ulrike Reichart說,“社區基金會可以用靈活、非官僚的方式應對地方層面的新挑戰和需求。”我們看到他們非常多樣化的參與形式,幾乎可以社區的方方面面,有幫助年輕人做出職業選擇,有支持兒童合唱團的,有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健康零食的,有幫扶難民的,有應對氣候變化對社區影響的,有保護紀念碑,還有保護中世紀奇觀的……

在柏林公民基金會
考察期間,我們拜訪了柏林公民基金會。這家社區基金會關注的主要議題是移民下一代的教育問題,通過諸如看圖識字、魔術物理等低成本的工具提升移民孩子的識字率。據基金會秘書長講,由于初始基金太少,他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資本金規模太小。即便如此,她也很堅定地說,我們不會輕易向政府或企業申請資金,而是依靠社區社群的捐贈。這與國內由民間自發成立的社區基金會很相似,本地捐贈者和社區居民的參與是基金會最重要的資產。
在離開德國前,我又去看了柏林墻。旁邊經受風雨洗禮的報刊亭上,默克爾在柏林墻倒塌25周年紀念日的講話還在那里:“夢想是可以實現的,沒什么會一成不變”。

行程匆忙的歐洲考察之旅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落下帷幕,對歐洲與中國基金會的思考仍然在繼續。我想,國內的慈善視野培養、慈善文化傳播和制度框架設計的路還很長……作為基金會的工作者,如何將基金會的魅力充分體現在機構的戰略設計和策略制定中,是我們接下來要不斷深入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