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鱒在三文魚界混跡已久，雖偶有波瀾，但總體上風平浪靜。今年8月《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的出臺，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將該標準的發布和提出單位，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面對公眾、輿論對虹鱒納入三文魚的質疑，團體標準發布者回應稱，團體標準本意是規范將虹鱒冒充傳統三文魚出售的行為，所以該標準中要求產品標簽中標注“三文魚（大西洋鮭）、”“三文魚（虹鱒）”以示區別，并要求標注原料魚產地，使消費者更加清楚魚的來源，從而糾正三文魚市場亂象。換句話說，該團體標準發布者認為消費者對虹鱒這條魚有“誤解”，需要出臺標準糾正。
但至少從目前看，消費者和該行業企業協會面對虹鱒這條魚似乎還是有不少“誤解”沒能講清楚：通常認為，虹鱒在種屬、價格、生食風險等方面都與傳統三文魚有顯著差別。盡管現在出臺的團體標準未能順從廣大消費者約定俗成的觀念，強行將虹鱒定義為三文魚，但消費者對這種在缺少具有說服力的論證依據、公示期間不夠充分、論證過程也不夠嚴謹的情況下所出臺的團體標準并不買賬。
作為關注食安法律問題的律師，筆者也想從法律上“誤解”的概念來談談這個標準出臺所帶來的影響：《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出臺前，如果一些不良經營者在產品或菜單上標注三文魚，而實際出售虹鱒的行為，按照目前社會大眾對食安問題的重視程度，將有較大可能涉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規制的欺詐、誤導消費者的行為。消費者可以選擇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舉報、向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投訴，也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懲罰性賠償。法律上的“欺詐”包括欺詐的故意、欺詐的行為、因欺詐陷入誤解、并因誤解而做出行為等四個方面。從這四個方面看，實踐中市場中比較常見的將虹鱒魚直接標識“三文魚”銷售，且始終不向消費者做任何提示說明，導致消費者誤解而消費的，在法律上是相對說的清楚道理的事情。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一環是消費者需要通過舉證來證明傳統認知中的三文魚（如大西洋鮭）與虹鱒在種屬、價格、營養價值等方面的區別。而從被投訴的不良經營者角度看，他往往需要反向證明虹鱒和傳統三文魚兩者產品在市場價格、產品質量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以證明自己是過失而非故意將原產地或菜單標識錯誤，從而不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意圖。但因為虹鱒在種屬、價格、生食風險等方面確實與傳統三文魚存在差異，這些經營者往往很難擺脫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嫌疑。
但《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出臺后，尤其是這個標準是以“正名”、消除消費者“誤解”的名義而出臺的情況下，顯而易見，某些經營者可以名正言順地將虹鱒作為三文魚出售。這時消費者如果再主張一些不良經營者有欺詐嫌疑、導致其對三文魚消費的“誤解”，則需要嚴肅考慮的事實是：現在《生食三文魚》這個團體標準已在前方鋪路，此虹鱒已非彼虹鱒，它現已躋身三文魚之列，何來欺詐？進一步可以探討的法律問題是，如果有些虹鱒產品上只標注了“三文魚”，但沒有嚴格按照團體標準特別規范地標注清楚“（虹鱒）”，那么這個經營者是否要承擔相關產品質量責任？有沒有食安法的標識問題？能否構成標注瑕疵或者產品欺詐？在目前沒有相關強制性標準的情況下，如果一些不良企業故意利用上述法律上都不甚明確的問題而推出各種“三文魚”產品，讓消費者又如何明明白白的消費，又如何維權？
我們在此無意去討論虹鱒和傳統三文魚誰“次”誰“好”的問題（法律上的“次”和“好”與產品質量也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從產品屬性、標準、價格等各個方面的綜合考量結果），但這次團體標準將虹鱒劃歸到三文魚類別中，使得原本在法律實踐中比較能說清楚的虹鱒冒充三文魚的問題及其法律風險化解于無形，也很可能使得今后準備維權的消費者在舉證責任方面負擔過重，想象一下，消費者經過例舉大量有關科學、監管和實踐中區分虹鱒和傳統三文魚的證據材料后，對方拋出了這份《生食三文魚》團體標準，扛出了有關協會，總結陳詞道，“這位消費者對這條魚仍有”誤解“”。
可能令有關行業協會始料未及的是，其無意中在中國食品安全發展進程中做了一次有益科普，將原本除了業內人士，普通大眾鮮有耳聞的虹鱒普及到傳統三文魚的對立面，激發起了消費者的權利意識：當消費者不買賬行業協會這種生硬地通過團體標準來試圖消除“誤解”的方式，就算其能夠暫時繞過法律、繞過監管，但最終還是要面對消費者，一旦消費者開始用“嘴”投票，平日隱而不顯的力量便會發揮其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