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朱立勇開插秧機插早稻秧苗。（受訪者供圖）
朱思榮向記者展示新買的無人駕駛插秧機。
“雙搶”結束，老朱家的稻田插滿整齊的晚稻秧苗。
文/圖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崔逾瑜 汪彤 通訊員 徐文靜 楊喆 實習生 王永希
7月底，盛夏晌午剛過，監利市分鹽鎮裕牛村朱思榮、朱立勇父子戴上草帽再次出門。烈日當頭，地燙腳，水燙手，綠葉都曬蔫了。沒走幾步，背上衣服全汗透濕。
“這么熱的天還要出門干活？”父子倆相視一笑：“雙搶嘛，搶種搶收，不插‘八一秧’。”按農時，7月中旬收割早稻，8月1日前插完晚秧，半個月完成搶收搶種，時間趕人。
阡陌縱橫的田野好不熱鬧。早稻散發著耀眼金黃，收割機駛過，顆粒歸倉；收完早稻的田里，犁耙水響，白花花一片；耕整好的田里，插秧機“嗒嗒”駛過，株株晚稻秧苗整齊地插進泥土，給農田換上一襲綠裝。
從金黃到青綠，這種“雙搶”的色彩，在畫家筆下，它是美麗色彩的浪漫演繹；在詩人眼里，它是豐收與希望的有序交替；而在農民看來，它是一年的生計。
“雙搶”，曾是“最窮”的農民在“最苦”的農村干的最累的活。為了填飽自家肚子，上繳公糧水費，農民寄希望于用雙倍艱辛換取雙倍收成。這是父親朱思榮的“雙搶”。后來，“打工經濟”撐起農民致富愿望，數億農民背起行囊扎進城市，“雙搶”漸漸遠去，成為寥寥背影。
令人意想不到，“雙搶”這項農民最不愿干的農事，最近兩年隨著雙季稻恢復性增長反而日漸增多。看似違背農民意愿的“雙搶”逆生長釋放什么信號？兒子朱立勇的“雙搶”有何變化？父子跨越世紀的“雙搶”接力，詮釋了怎樣的“三農”變遷？
從上繳公糧水費到種糧拿補貼
政策供給讓農民“雙搶”勁頭高漲
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民除了上繳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等，還有“三提五統”和其他各種費用。據統計，1995年全國1/3省份農民負擔都超過國家規定的5%限制，湖北也不例外，畝均負擔300元。
監利是全國產糧大縣，130萬人口中農民約百萬之眾。“雙搶”就是養活當地農民的不二選擇。
朱思榮坦言，因為負擔重，農民多種一季就多一季收成，早稻是交給國家的，晚稻才是自家的。也因為負擔重，不少農民拋荒進城務工。朱思榮就把兄弟姐妹的幾十畝田收攏自己種。
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征收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退出歷史舞臺。種糧不僅不交錢，還能掙錢。
多年來，我國持續強化政策供給和資金保障，釋放支持糧食生產積極信號。2022年到2023年，農業農村部連續開展雙季稻輪作試點。我省加大雙季稻擴種力度，今年提前下達雙季稻獎補資金4453萬元，調動農民“雙搶”積極性。
老朱算賬：今年拋開開支成本，早晚稻合計畝均純收入550元，加上各種補貼330元，種一畝雙季稻，能掙約900元。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從散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多個種植主體了解到，雙季稻畝產約2000斤，比種一季中稻多收三五百斤，多收入三五百元。
“現在糧食安全成為國家戰略，只有多種田才能多收糧，糧食安全才有保障。”朱思榮說，國家不斷推出新政策增加種糧收益，“雙搶”不再成為一種負擔，農民種糧積極性高漲。
從“累到脫層皮”到“農機把歌唱”
生產力躍升讓“雙搶”走向從容
監利種雙季稻由來已久，近3年來面積穩中有增：2021年22.45萬畝，2022年24.34萬畝，2023年25.05萬畝，今年與去年持平。
朱家雙季稻面積也逐年遞增，今年上百畝。說到“雙搶”，父子倆神色不一。
朱思榮回憶當年“雙搶”，一臉沉重。4畝早稻，全家累趴。割谷用鐮刀，犁田用水牛，割完稻谷再插秧，忙完田里忙禾場，打谷、曬谷、收谷……起早貪黑、面朝黃土背朝天、累到脫層皮，都是“雙搶”應有之義。
在他看來，“雙搶”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必須在十天半月里搶收早稻搶種晚秧，錯過時間就會減產；“雙搶”是一場與天氣的較量，恰逢最悶最潮三伏天；“雙搶”是一場體力競賽，從割谷、整田到栽秧，從脫粒、曬谷到裝倉，10多道工序，一道都不能落下，挑谷挑得肩掉皮，插秧插得手潰爛。
今年家里種上100畝早稻，朱立勇笑著說：“比較輕松！”跟父親的苦和累相比，兒子的輕松何來？
“現在有機械，沒以前那么累。”朱立勇說，現在收谷不用鐮刀用收割機，犁田不用牛用耕整機，插秧不用人用插秧機，全程機械化不說，而且機械不斷迭代升級，功能越來越強大，甚至出現無人駕駛插秧機。
以前，父親的4畝田“雙搶”要半個月；如今，兒子100畝田的“雙搶”只要三五天。
目前全省水稻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87%。水稻種植全程機械化，讓“雙搶”變得從容許多。
從換工互助到甩手掌柜
社會化服務讓更多農民愿意“雙搶”
朱思榮回憶，以前“雙搶”忙不過來了就請親戚朋友插秧，然后再去還工。“換工當時很普遍，解決勞力不足。”朱思榮說，有時甚至連人帶牛都拉過去幫忙。
2011年，監利誕生首家育秧工廠，為農民提供社會化育秧服務，獲利不菲。短短3年，當地育秧工廠增至43家。緊接著，水稻種植全程機械化成為現實，全程社會化服務也隨之出現。
家里有不少機械的朱思榮看到其中商機，就邀請好友成立農機專業合作社，提供育秧、耕、種、收、飛防等“一條龍”全程機械化服務。
村民夏紅喜種雙季稻14畝，今年“雙搶”當上徹頭徹尾的“甩手掌柜”。他說，有了合作社，自己不下田，自己還能騰出手來做收購小龍蝦生意。
越來越多的農機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市場競爭激烈，倒逼朱立勇提高服務品質，讓農民享受高水平“雙搶”服務。
朱立勇介紹，以前機手出門插秧，只要把田插滿就行，至于成活多少不關心。現在不僅要插整齊，更要講成活率，否則來年沒人找你。不得已，朱立勇把“雙搶”機手分為育秧、耕整、機插秧、飛防、收割等若干小組，每個小組制定作業標準，規范作業流程。目前合作社發展成員226人，“雙搶”服務范圍不僅覆蓋分鹽鎮1/3早稻面積，還輻射到黃岡等地。
“農機合作社不僅競爭，還合作。”朱立勇說，“雙搶”時節，農機合作社之間相互調配秧苗、機手和機具等現象非常普遍。
近年來，農業社會化服務快速發展，全省有35760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其中農機服務組織超過6700家，未來的“雙搶”只會越來越輕松。
從盲目撿田種到適度規模經營
三權分置讓“雙搶”有更多賺頭
2000年春耕備耕時，監利某鄉鎮無人翻耕下種的耕地占全鄉耕地一半左右，撂荒現象嚴重。愿意種田的農民就把撂荒田撿回來自己種，久而久之當作自家田。
后來中央提出“三權分置”，允許農民流轉土地經營權，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看到政策曙光的朱家父子，開始四處流轉土地，家里田畝越來越多，接近200畝。父子盲目樂觀很快被現實“打臉”。
2014年以來，監利推廣“蝦稻共作”提升種糧綜合效益，土地流轉費水漲船高，每畝從300元漲到800元。在朱立勇看來，土地流轉費超過600元就不劃算，流轉面積越大可能會越虧本。
何況，在雙季稻生產中，風險也是雙倍的，春季低溫、夏季高溫熱害、汛期洪澇、秋季寒露風等都是威脅，不少農民因品種搭配不合理、生產茬口沒接好、農機具調運不及時等原因，導致減產減收。
身邊不少案例印證農業種植規模越大，風險也越大，“規模不經濟”就出現了。這也讓父子倆逐漸意識到，攤子鋪得太快，超出管理能力，只會事倍功半。
多年試錯，朱氏父子盤算種植100畝雙季稻，規模比較適中，風險可控，還能節本增效。
朱立勇說，100畝規模的農資需求量比一般散戶大，采購往往是批發價，機械化作業費用也便宜兩成，綜合算下來，每畝能節省成本180元。
適度規模是散戶無法比擬的優勢。朱立勇把多余精力投入社會化服務，一年收入30萬元。
夕陽西下，百畝稻田褪去金黃，換上綠裝。望著綠油油的秧苗，朱氏父子滿臉欣慰。今年“雙搶”順利過去了，老朱沒有往年的疲憊，小朱也有不錯的收益。父子倆的“雙搶”，從負擔變成服務，從生計變成生意，一場跨世紀的“雙搶”接力就此完成。
記者手記
“雙搶”的新舊之辯
□ 崔逾瑜
在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雙搶”已逐漸擺脫繁重農事的符號意義。
20年來，“雙搶”的形式發生巨大變化。它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作，而是一鍵啟動的全程機械化操作；它不再是單家獨戶的起早貪黑，而是一種定制的個性化服務。以前青壯勞力不堪重負，如今七旬老人輕松搞定；以前手腳并用成天泡在田里，現在穿起皮鞋當起甩手掌柜。
20年來，“雙搶”的社會功能變化很大。它不再是農民吃飽的生計，而是農民增收的途徑；不再是惡化干群關系的因果鏈，而是團結農民的連接點；不再是稅賦負擔下的辛苦選項，而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自覺行為。它承載傳統農業的保障功能逐漸弱化，推動現代農業的平臺功能不斷強化。它給了合作社更多的市場業務，給了農民更多的創業機會，同時也滿足了更多農民還想留在土地上的意愿。
從形式變化到功能轉變，是“雙搶”時代背景的變遷。舊“雙搶”時代，農業支撐工業，農民奉獻國家，犧牲巨大。如今國力日強，財政補貼農民，工業反哺農業，不僅是金錢上的回饋，更多是生產能力的提升。農業是“重中之重”，必須優先發展，必須強農富農。近年來，我國加大“三農”投入，加快農業科技創新，農機裝備改造升級，不斷為農業現代化提速。
舊式“雙搶”已是久遠記憶，鮮有人提及。它是傳統農業的不可或缺，農業進程的階段產物，留下過濃墨重彩，但這種記憶終將淡去、消失，被充滿現代意蘊的“新雙搶”所取代。
“雙搶”之變，折射農業變遷，也折射社會進步、民富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