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校長張平文作輔導報告。 長江日報記者郭良朔 攝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怎樣理解科技創新“置頂”國家戰略布局？武漢如何建設“兩個中心”？借此機會，我想結合自己多年研究經歷和感受作一個分享。
1.用三個關鍵詞理解國家戰略布局
從黨的十八大提出“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的核心位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黨的二十大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可以看到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位置不斷提升，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三位一體”統籌安排、一體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組建中央科技委、重組科技部、組建國家數據局；“十四五”規劃專題部署“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發展數字經濟已上升為國家戰略。
在此，我們用三個關鍵詞——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數字經濟，來理解當前的國家戰略布局。
“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要素。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主要是把經濟做“大”，資本積累、人口紅利、積極融入全球化、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再配置效應是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尤其是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我國產品價格低，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但產品本身缺乏核心技術、附加值不高。未來中國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則需要依靠教育、科技和人才，使產業鏈從低端向中高端轉型，產生高附加值。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即激發人才紅利，用科技創新把經濟做“強”。
當下，我國很多產業缺乏人才，但高校也有很多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而原創研究和基礎研究的人才大部分在高校，如何培養市場、企業需要的人才？怎么發揮人才作用？怎么通過產業、產品實現人才價值？需要高校和企業有效對接，釋放“人才紅利”，這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這是202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武漢考察時強調的。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更大進展，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術新產業，開辟經濟發展的新領域新賽道，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談到“科技自立自強”，以科學計算為例，計算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比如核武器數值模擬、大飛機制造、天氣預報。而計算發展的驅動來自需求，如國家的需要，國家的強大必須具備核武器、研制大飛機及天氣預報等各種能力。受制于政治、經濟、時效等原因，這些重大問題只有通過計算來解決。
計算是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已成為所有科研和創新的重要范式。先進計算融合了計算、存儲、網絡、控制等技術，是更高效地實現人、機、物互通和智能應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它有四個要素，即數據、算法、算力和場景。
在算力競爭上，我國是高性能計算領域強國，比如天河一號、天河二號、神威·太湖之光。但目前我國芯片研制能力總體落后于美國，人工智能芯片是競爭突破點，主要靠數據和算力的突破。
算法競爭方面，涵蓋算法理論、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國內外學術界已有許多成熟算法，我國的算法研究并不落后，我國期待在“卡脖子”困境中突破，在工業軟件方面距離美國還有較大差距。
除此之外是數字經濟，其中數據要素的競爭又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全球關于數據要素的競爭剛剛開始，未來數據要素競爭面臨怎樣的規則，對于一個國家實力具有重大影響。目前針對數據規則，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數字生態”，包括數字基礎、數字能力、數字應用、數字規則四個方面。通俗地講，數字生態越強，越能挖掘出數據要素的價值。
數字經濟還涉及計算賦能（場景）的競爭。數字化如今已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算法無處不在，我國應用場景豐富，比如電子商務、網絡購票、高速通信等，非常有利于計算賦能（場景）的發展。
2.有效鏈接企業高校，發揮人才第一資源作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三個第一”：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高校是培養人才的，人才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但高校由情懷驅動，企業由利益驅動，企業是最落地的，高校是最不落地的，兩者如何有效連接，其實是挺難的。
首先是企業。以華為為例，華為如何高質量地活下去？唯有持續創新。如今華為有2012實驗室，有很多海外科研機構，與一流高校合作，吸引國際頂尖人才……怎么激發企業自主創新內生動力，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體系，是當前亟須思考的問題。
其次來談談高校。如何加強高校、科研機構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需要引進、培養高端人才，大學是高端人才的載體。城市的發展需要什么樣的高端人才，我們就應該吸引什么樣的人才；國家需要什么樣的高端人才，我們就吸引什么樣的人才。高校是個載體，需要開展有組織的科研，評價人才的標準也必須改革。大學一定要服務國家戰略，一定要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一定要加強跟企業、地方政府的合作。
第三談談如何有效對接創新鏈和產業鏈。當前，我國存在五種模式促進兩鏈融合：第一種是“華為模式”，它是以企業為主構建創新研發機構，尋求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引領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第二種是“西交模式”，西安交通大學建了一個科技創新港，把企業技術創新中心設在校園，直接與高校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對接，探索“校區、園區、社區”三位一體的大學新形態，推動大學深度融入社會，創新大學與政府、企業、社會的合作模式。第三種是“西工模式”，高校通過在校外創辦企業直接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這在當下比較普遍，特別是在工科高校；第四種是“北大模式”，即通過搭建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等創新平臺，在高校與企業間“搭橋”；最后一種是“武創模式”，政府出面搭建武漢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等創新平臺，匯聚眾多高校和企業。
這五種模式沒有優劣之分，都著眼將創新鏈與產業鏈緊密對接，有效整合了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資源力量。比如像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這樣的高校，以基礎研究見長，可能構建“搭橋模式”更好。華中科技大學以工科為主，和企業更近，可能直接成立一個企業，企業與企業對話更合適。
3.數字經濟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后的主要經濟形態
談到“數字經濟”，什么是“數字經濟”？2016年G20峰會上有一段論述：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定義：數字經濟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融合，是科技創新的先鋒隊，是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典型范式。
新一代信息技術包括5G、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融合，是全球創新最為活躍的領域，也是當前發展最為迅猛的科技領域。國家把“數據”定為新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主戰場。
數字經濟在疫情期間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防疫應急、復工復產等提供了數字解決方案，對社會、經濟、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目前，數字經濟的廣度和深度正不斷擴大，比如直播帶貨、線上會議、App查詢訂閱航班、“黑燈工廠”無人自動生產線等，數字經濟逐漸影響越來越多的領域，眾多行業的發展也愈發離不開數字經濟。
未來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數字經濟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也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
數字經濟具有明顯優勢和特點，比如創新最活躍，新一代信息技術是全球創新最活躍的領域；輻射帶動作用最大，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影響最深刻，全面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推動數字產業化、數字社會、數字政府、數字中國的建設發展。
4.我國對數字經濟重視程度不斷提升
我國數字經濟總體規模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
近些年，我國對數字經濟重視程度不斷提升。隨著“東數西算”、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的布局構建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良好態勢：數字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算力基礎設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數字產業規模快速擴張，數字創新能力加快提升，產業數字化轉型提檔加速，公共服務數字化深入推進，數字經濟治理水平持續提升……
大概7年前，我開始構建“數字生態”指數。數字生態指數是衡量區域、行業、組織機構等數字化轉型程度的量化評估工具，旨在為管理決策者了解現狀、評估成效、制定決策等提供支撐。數字生態是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相互作用又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數字生態的要素是數據，行動主體是政府、企業、社會，發展過程是數字化轉型。
這個指數首次發布是在2020年。根據這一指數，全國城市可大致分為四種類型——全面領先型、趕超壯大型、發展成長型和趨勢突破型。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是數字經濟發展最好的省市，武漢排名全國第六。從五大城市群看，京津冀、長三角數字經濟梯隊發展完善，成渝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則缺少數字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
5.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當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地
我們再來看看當下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四個城市都有哪些特點。
首先是北京，基礎研究特別強，是人才的高地，優勢在于高端人才多、原創能力強。它的產業大多是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新孵化出來的，“獨角獸”特別多，特征在于依托創新鏈帶動產業鏈發展。
第二個，我認為非常有特色的是深圳。深圳的產業創新能力強、營商環境優，突出表現在民營企業特別強，如華為、騰訊、大疆等。深圳企業有創新的內生動力，企業實力變強后，逐步走入高校，帶動科研機構發展，依托產業鏈孕育創新鏈。
第三個是杭州。杭州將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打造，數字經濟、數字政府的建設成效顯著，其創新發展特征在于建立以數字經濟為主的特色產業鏈。
第四個是上海。上海的優勢在于科創與產業均衡發展，特征在于創新鏈與產業鏈互促，如何解決好兩鏈銜接問題是關鍵。
我認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當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地，現在說起中國的高端人才也基本以這三個地方為主。國家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之后，布局成渝雙城經濟圈為中國經濟增長“第四極”。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五極”，必須在數字經濟建設上發力。武漢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已經具有一定先發優勢，比如要素和資源的投入充足，基礎設施條件優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創新在全國處于引領地位，網絡安全產品和產業發展水平高，社會生活中數字技術使用廣泛。如何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第五極”的關鍵。
總的來說，我認為，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是充分釋放人才紅利，怎么去釋放，仍需要政策發力；其次，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存在多種模式，數字經濟是一個典型范式，其他如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對接，應允許科研院所、企業積極探索不同模式，鼓勵“百花齊放”，找到各自適合的發展思路；最后，輿論普遍認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距離上升為國家重大區域戰略僅一步之遙，武漢被認為是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重要支撐點，如果能從國家層面進一步明確戰略地位，我相信對武漢的發展也是極為有利的。
（張平文 本文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校長 ）
（長江日報記者高萌 余睿 實習生李雨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