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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日報老記者黃啟疆接受采訪 長江日報記者許魏巍 攝


　　格里希廠長在武漢柴油機廠加工車間檢查零部件質量 新華社資料圖
　　對外開放給中國帶來了資金、技術和人才，也引來了國外先進管理經驗。
　　1984年12月12日，一篇題為《格里希從嚴治廠紀事》的通訊登載在長江日報頭版頭條。德國技術專家威爾納·格里希，是武漢引進的“中國第一個洋廠長”。這篇報道讓人們第一次知道這位“十分嚴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改革治廠的德國人。
　　30多年后，長江日報記者回訪當年采訪格里希的老記者及格里希的武柴老同事，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的改革銳氣和開放新風。
　　回訪
　　引進洋廠長
　　武漢大膽嘗試引全國矚目
　　1984年，德國退休專家威爾納·格里希來到武漢擔任武漢柴油機廠顧問，幾個月后，武漢市政府任命其擔任武柴廠長，統管全局。
　　格里希初到時，武漢柴油機廠管理混亂，產量和質量均居全國同行業之末。兩年任期滿后，武柴年產柴油機從1.83萬臺增加到6萬臺，產品使用壽命增加一倍，出口到東南亞7個國家，并成功扭虧為盈。
　　改變是如何發生的？長江日報老記者、《格里希從嚴治廠紀事》的作者黃啟疆在報道中提到了格里希從嚴治廠抓管理的諸多細節：
　　“更大的質量問題暴露了……‘這簡直是一場災難！’頗有涵養的格里希頓時動火了：‘決不能這樣欺騙用戶！我的目標是國際市場！’他把檢驗科長等‘請’進了辦公室，嚴厲地進行了批評。幾天后，格里希提筆簽署了命令，免去了總工程師和檢驗科長的職務……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廠震驚。人們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馬馬虎虎了。”
　　報道還寫到，格里希提著滿滿一皮箱的檢測工具來廠里，每天背上工具包，帶著放大鏡、小錘子和吸鐵筆，親自到車間巡查產品質量；對工作作風松垮、上班閑聊的員工發火，提出“在現在看起來平常，但在當年很不可思議的”工作紀律等。
　　武柴原冷焊車間職工程忠杰夫婦回憶：“三車間原來有個工人，工作時看報紙，他（格里希）沖上去就把報紙撕了。晚上八九點，（格里希）天天跑到倉庫、車間去，別人以為是發貨的，實際上是廠長。”
　　報道發表后，一個有血有肉的“洋廠長”形象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武漢出了個洋廠長”開始為全國所知。朱镕基同志曾專門約見格里希聽取他的意見，稱他為“質量先生”。國務院原副總理姚依林五次接見他。武漢市引進人才為改革發力的大膽嘗試，引起全國矚目。
　　全民展開大討論：
　　我們為什么嚴不起來
　　黃啟疆回憶，“洋廠長”成了紅人，但爭議也從未停過，“洋廠長不懂國情、不適合在中國當廠長”的聲音一直存在。
　　1985年1月6日,《長江日報》的頭版頭條，罕見地刊登了一名普通工人和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的往來信件。
　　“這名給市長寫信的工人是一位關心時事的聾啞人”，黃啟疆記得，他在信中提出一個十分犀利的問題：外國廠長能辦到的事，中國廠長為什么辦不到？
　　這封信被遞到了吳官正那里，沒想到，不僅回了信，還支持長江日報就此展開討論。在回信中，吳官正說：我們在許多方面還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請先生，格里希就是我們要請的先生中的一個。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引進人才，把武漢的企業整頓好、管理好、建設好。
　　“確實，格里希沒有什么神奇、特殊本領，他的經驗說到底是個‘嚴’字——嚴格按科學規律辦事，按規章制度辦事，嚴于律己，從嚴治廠。我們為什么嚴不起來呢？ 是不合時宜的領導體制捆住了我們的手腳嗎？是上級領導不支持嗎？是擔心群眾怕嚴嗎？是我們不敢和不愿這樣做嗎？”吳官正在信中寫道。
　　“為什么嚴不起來”，此后，一場涉及全社會、各階層的大討論熱烈展開。工廠的工人、領導、大學老師、武漢市民……都參與到這場大討論中。“有人反映關系戶、走后門的情況，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廠效益不行的原因……”討論持續了5個月，人們的討論重心也逐漸從“洋廠長能不能管好國企”變成了反思國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第一個洋廠長為什么出現在武漢？
　　“這和武漢人的敢為人先精神分不開”
　　“現在人可能無法理解，一個國有企業請一個外國人當廠長，在當年是多么石破天驚的事情。”黃啟疆回憶，在格里希的聘任儀式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悉數到場，但在儀式后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先不報道，看看再說。
　　因此，儀式過后，全國媒體幾乎一片沉默，僅《羊城晚報》發表了一篇200余字的消息。
　　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獲悉此事后極為贊賞，肯定武漢“大膽走了第一步”“將引起全國的注目”。報道才由此進行。
　　中國第一個洋廠長為什么出現在武漢？長江日報記者采訪了時任武漢市外辦的副主任呂志清，他說，這和武漢人一貫的敢為人先精神分不開。
　　此前，格里希作為技術顧問來武柴考察，本可在幾個月后就回國，“但是廠長們也不得罪他，他說他的，我做我的，格里希很生氣，一次他發牢騷說：‘我是來誠心幫你們的，不是來消磨時間的。我要是廠長，就不是這樣的搞法。’”外辦將這句話匯報給了市領導，并按要求找出請外國人當廠長的“政治和哲學依據”。一句牢騷引發了變革。
　　黃啟疆說，格里希帶給武漢的，是思想的解放和認識的突破，他當時的許多驚人舉措，在今天看來，都被證明是科學的。
　　30多年過去了，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大國，武漢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優秀人才，外國人擔任企業高管不再罕見，人們更習以為常的是，企業里越來越多的“洋雇員”。
　　現任東風格特拉克汽車變速箱有限公司副總裁的拉爾夫·巴比安（Ralf Barbian）來自德國，他說，自己從小就夢想來中國工作，2017年從上海調到武漢并擔任高管，感到在武漢找到了最好的工作前景和生活方式。記者采訪時，他不斷詢問“如何才能申請武漢‘綠卡’”。
　　在武漢三牛中美中學負責管理工作的美國人約翰說，同事里很多都是來自各個國家的人才，大家交流發現，幾年前，多數人可能會更多考慮在國外或北上廣發展，但今天，武漢的國際化氛圍已經不遜色，是值得去拼搏的地方。如今，他已經和妻子兒女定居武漢，孩子也在武漢接受教育。
　　原稿節選
　　格里希從嚴治廠紀事“
　　我的目標是國際市場”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一月上旬，更大的質量問題暴露了！格里希突然發現，加工車間流水線上有幾臺缸體緊固水箱的螺孔違反了圖紙規定，被鉆穿了。他立即下令，停工檢查。他親自動手，一下查出了二百五十臺。責令全部退工，并派專人監督，逐臺復查。
　　有人不以為然：過去不都是這么干的么？又不影響性能，照樣賣得出去！
　　“這簡直是一場災難！”頗有涵養的格里希頓時動火了：“決不能這樣欺騙用戶！我的目標是國際市場！”他把檢驗科長等“請”進了辦公室，嚴厲地進行了批評。幾天后，格里希提筆簽署了命令，免去了總工程師和檢驗科長的職務……
　　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廠震驚。人們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馬馬虎虎了。
　　格里希規定：無論何人，都要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他反復強調：上班不準松松垮垮、稀稀拉拉。七點鐘上班并不是七點鐘進廠，而是七點鐘開動機器。七點鐘進廠門，那不叫七點鐘上班。
　　他曾列舉他觀察到的情況，當眾算過一筆賬：因遲開車、早關車，平均每人每天至少有七十分鐘浪費掉了。全廠每天損失工時二千四百多個，一年合計就高達六十萬個工時。他大聲疾呼：“以后不能再支付這種不干活的工資了！”
　　“格里希，格里希，正是要‘革’‘你’的‘稀’拉作風呀！”職工們詼諧地議論著，也為有這么一位嚴格的 廠長而自豪。
　　格里希治廠嚴，律己更嚴。
　　“工廠是你們的，也是我的！”格里希滿懷深情地向青年們說道：“我把我自己當作中國人來看待——我是中國人！”
　　通訊員劉嘉杰 長江日報記者黃啟疆
　　原載于《長江日報》1984年12月12日一版
　　記者手記
　　改革深水區的鏡鑒
　　日前，我在長江日報大樓見到了71歲的長江日報老記者黃啟疆。他手里夾著一個文件夾，里面裝著一本收錄了他的報道的《好新聞獲獎作品選》、一本關于他的報道對象《威爾納·格里希》。
　　《格里希從嚴治廠紀事》獲得中國好新聞二等獎，黃啟疆認為，這與報道選取的角度“從嚴治廠”有關。在今天看來，格里希提出的那些理論似乎并沒有什么高深的，但他對質量的苛求，在那個吃大鍋飯的年代，可以說是不為人理解的，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從嚴治廠，質量第一”，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記者在采訪與格里希有過交集的武柴老員工時，他們都對這位德國人的“嚴厲”和改革舉措打心眼里敬佩。2005年4月17日，格里希逝世后，武漢市和德國的杜伊斯堡分別豎立了格里希的兩尊銅像。原外國專家局局長周健文說：他是改革開放以來武漢唯一筑銅像紀念的外國人，40年唯一的禮遇。
　　現在人們很難想象一位“洋廠長”當年在武漢乃至全國引起的震動。武漢市在引進人才上的大膽嘗試，開了風氣之先，為全國在引進智力助力改革上樹立了典范。
　　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30多年前的這段歷史，對于當今或許仍有借鑒作用。
　　長江日報記者占思柳
　　【編輯：葉子】
　　（作者：占思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