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翻閱《于氏家訓》,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書中于成龍德澤子孫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故鄉,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盞煤油燈。
父親本是國營煤礦職工,自然災害時期,口糧不足,辭職回鄉。初中還未畢業的大哥下了煤礦。父親一門心思建設家鄉,從小隊干部到大隊干部,從下鄉知青老師到公社衛生院負責人,每一件事都盡職盡責。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毫不松懈。因為吃不飽,二哥在放學的路上,把生產隊的紅薯刨了兩只,裝在書包里。父親知道后,當著我們幾兄弟的面,一頓狠揍,讓我們長了記性。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月里,父親點上煤油燈,要我們看書學習,年幼的我常常對著煤油燈打瞌睡。由于眼睛不適,父親帶我到省城武漢見了他的“知青”學生,受到熱情款待。我登上了黃鶴樓,走上了武漢長江大橋,長了見識。為了省錢,在橫溝橋下了火車后,父親帶我從小路步行回家。從上午走到傍晚,腳底磨出了血泡。從此,我在學習上再也不敢偷懶,小學升初中我是馬橋公社第一,初中升高中我是馬橋鎮第一。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二哥就考上師范學校,做了一名教師;三哥十五歲考上大學,十九歲做了技術主管。等到我和弟弟考上大學后,村里人演戲,還把我們家的故事搬到舞臺上唱了一出。
母親是一位勤勞的農婦,一生養育了六個孩子。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獨自挑起家庭的重擔。做飯,洗衣,干農活,種菜園,煮豬食,喂雞鴨,一刻也沒有清閑。經常是通宵達旦,就著那盞煤油燈一邊做事一邊打瞌睡,醒來后再接著忙活。一個冬天,母親將不到一歲的二哥綁在椅子上,放在火爐邊,交給六歲的大哥照看。一不小心,二哥連人帶椅撲在爐火上,等到大哥解開帶子,搬起椅子,把二哥拉起來時,二哥的左手已經燒得變了形,落下了殘疾。
鄰居有一位孤苦伶仃的盲人老大爺,母親主動擔負起照顧他的任務,經常讓我們給他送飯送菜,為他打掃衛生、漿洗衣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村里感念母親的辛苦和付出,將他留下來的那一間房子給了母親。
積勞成疾,五十歲的母親倒下了。在縣城工作的大哥大嫂將母親送到醫院,醫生說,全身的器官磨損過度,無法修復。彌留之際,母親一直在等待著,直到我和弟弟從學校趕到母親的身邊,齊聲呼喚母親時,母親才長長地呼出最后一口氣。那個場景,我刻骨銘心。母親短暫的一生,溫暖的是別人,虧欠的是自己。
父親有機會也有能力,為自家辦事,可他總是一心為公,不徇私情。大姐在農村生活了一輩子;一位堂姐當面質問父親,為什么招工的時候不為她說話?我小時候總是穿著哥哥、姐姐的舊衣服,心里有些自卑,不敢與人親近,養成一種內向的性格。大哥成家時,只能把那位孤寡老人留下的房子當作婚房。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臨行前,父親對我說:“人一輩子不要有過多的欲望,有飯吃,有衣穿就可以了。”因為思念親人,眷戀故土,三年后我申請回家,被調入鄰縣通山,并從教師轉崗成為行政人員。一天下午,父親來看我,手里捧著一只土缽,打開一看,里面盛滿了燒好的紅燒肉。那時母親已經過世,父親一個人在鄉下生活。印象中,父親從不進廚房,那一缽紅燒肉里,飽含著多少硬漢柔情。我陪著父親在縣城散步,突遇停電,父親買了一只手電筒。晚上在我的單身宿舍里,父親與我徹夜長談,談老實做人,談勤勉工作,談遵紀守法。告別的時候,父親留下了那只手電筒,讓我能常常照一照腳下的路。
生活越來越好:大姐嫁到最近的自然灣,方便照顧娘家人;大哥大嫂在小城經商,小有積蓄;二哥三哥都已成家立業;我有工資,自食其力;弟弟也即將參加工作。在正該享受的時候,父親卻突發腦出血,離開了我們。兩節電池的手電筒,成了父親留給我的遺產。
如今,大哥大嫂繼承了父母的傳統,扶助鄉鄰,熱心公益;弟弟在一家國有銀行里做審計專員,專門負責提醒糾錯;我也成為一名基層干部。有一次,我上臺演講《共有一個家》,激起共鳴。工作上我不敢懈怠,帶領團隊兩次獲得省里的獎勵;個人兩次獲得省直部門表彰,多次獲得市縣表彰。
每當處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都會拿出父親留下的手電筒,想起父親說的話,憶起父親點燃的煤油燈,就像茫茫大海中,發現了航標燈,瞬間就有了抉擇。
人生漫漫,與“燈”相伴。燈,讓黑夜變得光明,讓孤寂充滿溫暖,讓旅途找到方向。
(鎮咸勇,咸寧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