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人稱“寶爺”的導演郭寶昌驟然離世。家屬遵照他的遺愿，沒有舉辦任何紀念活動，這和他留下的藝術貢獻和影響力相比，是一個巨大的空白。近日，三聯書店出版了郭寶昌的自傳性遺著《只此一個郭寶昌》。該書的編輯出版受郭寶昌生前所托，為郭寶昌自傳散文集，書中，郭寶昌寫下了他所經歷的巨變時代和離奇人生，道盡了人間的滄桑世情和多元人性。
“由來一聲笑，情開兩扇門”，“寶爺”郭寶昌一生有情有義，勝友如云。10月23日，在“寶爺和他的朋友們——《只此一個郭寶昌》新書發布會”上，《大宅門》的兩位主要演員，導演同道，及其學者好友、忘年之契均來到現場，講述這本書背后的郭寶昌，以及一個強大的靈魂，是如何寫下了他和他的時代。
郭寶昌身世傳奇，自幼被賣進同仁堂樂家的經歷，最終成就了讓他后來蜚聲海內外的《大宅門》系列劇。但宅門里的興衰恩怨并非他傳奇經歷的全部：他被時代的車輪傾軋下獄勞改，他追尋自己身世的執著，他對藝術的癡迷和探索，他和梨園行名宿的奇緣，他對第五代導演的扶持以及和他們的友誼，他被命運撥弄因而缺乏親情的孤獨……跌宕起伏的經歷，加上這些經歷所帶來的奇人異事，構成了郭寶昌異于常人的非凡人生。
一年前，郭寶昌驟然離世。因此，《只此一個郭寶昌》除集齊了郭寶昌尚未發表的遺作外，還收入三篇他的至交好友寫作的紀念文章，借親朋的視角，讓讀者更多地了解郭寶昌過人的才華和獨特的人格魅力。導演謝飛在《憶老同學郭寶昌導演》中追憶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眼中的郭寶昌，對他的影視藝術給予了極高的贊譽，甚至斷言：“現在回頭看來，在北京電影學院一九五六—一九六六年初創時期，招收的六屆本科、近二百位導演學生中，可以稱得上天才的就只有郭寶昌一位，他是個影視戲劇的天才。不是嗎？”
陶慶梅在《郭寶昌的“游戲”》中回顧他們二人合作《了不起的游戲：京劇究竟好在哪兒》的過程，聯系郭寶昌的《大宅門》與《春閨夢》，道出他以“游戲”為中心的人生態度與藝術觀念：“和他在一起，我總能感覺到他內在有一種巨大的張力。那種張力，貫穿在他的藝術創作中，貫穿在他筆下人物的愛恨、生死、悲歡……之間，讓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么豐富，那么有魅力。更神奇的是，我總覺得郭寶昌有一種神奇的本領，使得他可以在這張力里自如游走，不拘泥于張力的任何一端。這本領，恐怕就是‘游戲’。也許，只有有這種游戲感，那種張力才能完美釋放。”而郭寶昌生前摯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樹生，更是寫下《寶昌最后的日子》，對他從生病到去世的過程，以及不羈的性格、達觀的精神做了詳細的書寫。
活動現場，劉佩琦表示，“郭寶昌不光是一位好導演，同時也是我的大恩人。”上個世紀約八九十年代前后，劉佩琦第一次見到郭寶昌，聽他講述了尚未開拍的《大宅門》。幾年后，卻因此和郭寶昌有了第一次合作。因為這部《大宅門》，劉佩琦和郭寶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劉佩琦看來，郭寶昌身上最大的特質是真誠，“不光劇本，還有寫的書，他的字里行間，包括拍戲，他對演員，對各個部門那份真誠是讓我們感知到的，他對藝術真誠，對合作者也是非常……所以這是最難得的特質。”正如書中帶有自傳色彩的真誠書寫，郭寶昌記錄下出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大家庭、經歷時代巨變的一代知識分子、藝術家的特殊經歷和思想情感的變化，及其對知識和藝術執著的追求。
陳寶國同樣因《大宅門》與郭寶昌相識。活動現場，他也分享了自己與郭寶昌友誼中的二三事。“第一段，一根煙袋。新學年初始，央視決定投拍《大宅門》，在無錫的影視城，幾進的白家大院開始搭景，北京這邊也馬不停蹄開始籌備。有一天，寶昌導演給我來了個信兒，說，‘咱們去趟商店，買點兒東西。’我說：‘買什么呀？’‘淘換個物件兒，戲里用得上。’我說，‘得嘞！’我倆奔十里河的市場，進門就問：‘您這兒有煙袋沒有？’還真有。我記得是看見過翡翠的，也有玉的，還有象牙的，他就一邊兒看一邊兒嘀咕，他說這不是七老爺的那煙袋，他沒相中。
有那么一家，我們倆已經是一腳門里一腳門外，他扭頭一看，他說：‘這個一堆什么東西呀？’掌柜說，‘拐棍兒，煙袋的唄。’趕緊擦去塵土擺在柜臺之上，他一看，一眼就瞅準一根，拿過來愛不釋手，他說，‘這就是七爺的那桿煙袋。’這根煙袋話說得有一米來長，這么大一銅鍋兒，那桿是疙瘩木的還是什么的，記不清楚了，反正一米來長。他說：‘掌柜的，給我包好了，我結賬，走人。’掌柜一打愣，說：‘先生，這東西是真的。’他說：‘我知道是真的，包了漿了都。’他說：‘您也不詢個價？問個價？討個價？’他（擺手），‘此物在我眼中，乃無價之寶，您包上，我付費。’
一根煙袋，一米來長，拿回去，我裝上了煙，這煙嘴叼到嘴里頭，我自己倆手點不著那火兒。我說這怎么辦呀？‘七老爺，大戶人家，還用得著自個兒點煙呀？’這根煙袋從第一集開始拍，等我們拍到第二集的時候，就沒那么長了，至少少了得有一尺，為什么呀？那煙袋老敲痰盂，有時候勁兒控制不好，一敲大了，折了，折了就得剪了，還得重新接上。說到痰盂，他說：‘有煙袋得彈煙灰呀。這么著，道具，你們趕緊把庫房里能搜羅的痰盂都給我拿來。’擺了小半屋子在那兒挑。‘哎，這個，二姑娘屋里合適，擱她那兒去。’
沒合適的。道具說，‘您看這多漂亮，搪瓷的。’‘七爺的煙袋敲上，用不了一禮拜，不是全刮花了嗎？不成。我告訴你們，找銅做的，去給我準備去，要做舊。’底下多大托兒，口徑大概多少，多高，大喇叭口翻起來，‘明白了嗎？’‘明白了。’‘得了，回來。做仨。’說，‘為什么呀？’‘萬一哪個敲壞了咱們得接得上戲呀。’到續集的時候還真讓他說中了，就剩了一個，還傷痕累累，這就是一件道具。無論是每一個人物，這個戲里上百號的人物，劇中的臺詞，人物的言談坐臥，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扮相，行頭，道具，他如數家珍，說得頭頭是道，全在他（腦子）這兒。”
郭寶昌生逢不幸，經歷坎坷。除苦苦尋家外，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這些境遇，沒有摧垮郭寶昌，而是給予他更加豐厚的沉淀與感悟。和郭寶昌同為同學的謝飛同樣講述了他印象中的點滴過往，“郭寶昌的遭遇是非常坎坷的，我在我文章最后說，真是可惜了，他要再活二十年，把他個人的這些經歷全寫下來，那一定是更有價值的一本東西。”
記者/何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