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李 楊舒蘭
在“冷戰故事”中書寫“親密背叛”
“007”和“碟中諜” 已經為間諜故事疊加了太強的光環和刺激，以至于人們時常忽視間諜形象背后復雜的民族、國家、個人、身份等社會文化議題。2022年播出的英劇《敵友難辨》（A Spy Among Friends）為“間諜片”這個發展至“爛熟”的類型劇注入了新的藝術質素，以緊張與曖昧超越了傳統的英雄光環和神秘色彩。《敵友難辨》 改編自本·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的同名非虛構著作，故事從史上最著名的間諜金·菲爾比的身份暴露講起，他的密友、同為軍情六處特工的尼古拉斯·埃利奧特無法接受朋友秘密為克格勃工作二十余年的事實，受命前往貝魯特尋找菲爾比并進行逼供。這個經過改編創作和影視呈現的故事，可以“反哺”藝術創作的思想拓展和技巧運用。
諜戰敘事不僅關涉冷戰年代兩大陣營對峙的歷史事實，也是所謂“非友即敵”的冷戰邏輯的文化再現。“鐵幕”以意識形態為標準把人們一分為二，冷戰既有對敵方的斗爭和防范，也有對己方的甄別、驅逐和懲戒；而間諜喬裝打扮，穿梭于敵我、是非、善惡之間，成為嚴苛意識形態的僭越者。《敵友難辨》的核心意義即在于形象的曖昧和豐富，劇集力呈叛國罪行與個人信仰之間的糾葛，其對話與調色不無《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所代表的一脈間諜文學經典的影子。原著作者麥金泰爾在采訪中表示，正是約翰·勒卡雷將菲爾比和埃利奧特的友誼稱為“冷戰中未被書寫的最精彩的故事”和“一種非常親密的背叛”。此間，“親密背叛”作為個人內心沖突所蘊含的復雜性，引領“諜戰故事”走向意義的更深處。
本劇不僅放棄了間諜片常用的快感要素，而且脫離了這類作品構造奇觀的常規思路。間諜形象的“爽感”往往來源于“表里”和“真假”的兩極對立和迅速反轉。但《敵友難辨》不止在“表里”之間游移，而且還有多重的“真假”轉換：間諜的真身和立場要求摯友作假，扮演摯友的游戲卻又是間諜職業要求的一部分。于是，“敵友”在表象與本真上的懸而未決成為敘事張力之源，政治立場與情感體驗的矛盾為本片奠定了敘事基調。表面上看，菲爾比的叛國行徑不容置疑，但若是站在個人情感立場，“摯友”會不會是某種更難變易的本質？反之，如果政治的風云變幻使得信仰和使命的價值比想象中脆弱，那么埃利奧特在菲爾比的背叛面前表現出的痛苦掙扎，是不是更難以被解構？雖然這種個人存在不容于“非友即敵”的邏輯，但其真實性不可置疑。貝魯特逼供長達56個小時的錄音充斥著謊言、背叛和政治博弈，或許只有那丟失的3分鐘包含了埃利奧特和菲爾比最為私人的真情流露。埃利奧特放在窗臺上的傘和被大雪掩蓋的足跡無疑說明，在這段以背叛為結局的關系里，一定有無法被政治立場或社會身份所左右的親密真實存在過。當“冷戰故事”將個人的處境推向極端，“親密”與“背叛”的內在張力就為呈現人性的復雜留出了巨大的敘事空間。當情感的掙扎和理智的惶惑不能被政治邏輯一次性“克服”，影視手法與文學技巧提供的關于人與世界之“多義性”的表達就彰顯了其價值。
在可靠與不可靠之間：虛構的莉莉·托馬斯
《敵友難辨》的藝術效果與劇集借重“不可靠敘事”來營構表意系統有關。對故事中的兩個男主進行“時尚改裝”并非難事，引入一個虛構的核心女性角色則是有效的創新。編劇亞歷山大·凱里（Alexander Cary）和導演尼克·墨菲（Nick Murphy）為了平衡“冷戰故事”和“親密背叛”的關系，創作了軍情五處的情報官莉莉·托馬斯，作為“我們與埃利奧特進行情感交流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對原著中 “以默默無聞的方式參與其中”的女性的承認。
托馬斯有著諸多與時代氛圍齟齬的特征：北方口音、個性強勢、有一位黑人醫生丈夫。她在上班時摘下婚戒，下班后再戴上——國家機器的螺絲釘以微弱但固執的姿態捍衛著日常生活的尊嚴，這樣的細節增加了這個人物的實感。托馬斯在審訊時質問埃利奧特：“他（金·菲爾比）為什么（在身份暴露后）沒有被拘留？”埃利奧特對此措手不及：“嗯，我們不是這樣的……”這個 “我們”，是由私立貴族學校、劍橋大學教育和會員制俱樂部所凝聚的“老男孩派對”，他們無法想象自己人成為叛徒的可能性。這個在全劇中舉足輕重的女性角色，以戲謔的姿態旁觀這場“兄弟會游戲”，這種疏離賦予她一個全景視角，讓觀眾能透過她的目光重新審視大英帝國曾引以為豪的社會結構。
在這部劇集里，間諜被呈現為一份職業，這讓主角們擁有了生活化的日常姿態，而不至淪為某種政治話語的注腳，或是印證特定時期政治關系的工具。托馬斯嚴厲地對埃利奧特說：“當我站在這里試圖弄清楚二十年來你們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的時候，我的丈夫每天都在竭盡全力讓別人活得更好。”此間，女性的、日常的眼光與國家間情報戰爭的神圣性敘事形成了拮抗，劇集不只滿足于“歷史的藝術化再現”，而是為觀眾提供了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于是，莉莉·托馬斯成為觀眾“越界”的通道，讓人們得以穿梭于可靠與不可靠之間、事實與解構之間。她代表的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改變，她讓觀眾能夠識別在重新洗牌的世界里行將失效的意識形態及其造成的后果。她并不是“從來沒存在過”的向壁虛構，而是“即將來臨”的合理想象。
可以說，虛構角色的塑造釋放了《敵友難辨》作為類型片而“反類型”的創造力。影片結尾，在介紹了劇中所有男性角色的原型人物后，“莉莉·托馬斯從來沒存在過”的字幕緩緩出現，以一種近乎玩笑的方式撞破了“第四堵墻”：再嚴肅的諜戰博弈也是男人們的劇場滑稽戲，歷史的舞臺不屬于女人。于是，在“表里”與“真假”之外，莉莉承擔了“虛實”的表意功能，在看似牢不可破的“非敵即友”邏輯上打開了一道激發豐富歧義的裂隙。
“爛熟”類型片“翻新”的可能性
間諜片作為一種承載著政治教化功能的類型表達，很容易滑向單一陣營視角或所謂普遍人性層面的觀念性的批判敘事。放棄慣常的類型片生產模式不足以讓《敵友難辨》呈現出如此獨特的意蘊，深度挖掘公民責任與政治信仰之間的錯綜游移、個人與國家間的連接如何變得裂隙縱橫，才是使劇作不流于刻奇與庸俗的關鍵。
二戰結束后，昔日的盟友變成敵人，對“正義”的信仰在陣營分化中出現裂痕。這是后冷戰時代間諜片的一重批判維度，也是更深層的追問：如果“正邪”的概念可以在一夜之間就被傾覆，那么人們如何確信自己所選擇的一定是“正義”，所對抗的一定是“邪惡”？為此，人們是否都要在某些時刻檢驗和審視自己的生活？菲爾比抵達異國后，他生疏的俄語和受到的監視，都表明他在自己所選擇的陣營中將永遠是一個異類。當埃利奧特云淡風輕地說出“他們永遠不會真正信任菲爾比”時，已經道破了間諜生涯的陰冷：間諜的職業倫理從來不是“信任”而是“懷疑”，他們必須以生存與安全為前提謀取工作成果和身份認同。間諜注定逃脫不了社會價值和自我覺悟的雙重審判，也必須經受政治和人性的雙重考驗——還有什么比這更嚴峻而悲傷的呢？在大眾習慣追求黑白分明的認知背景下，影片的內核呈現灰色的復雜曖昧，“間諜”在此意義上成為了普遍的人生隱喻：人們都如此不單純地過著一種灰色的生活，誰也逃不過那個關于存在的大哉問。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一過，但又有多少生活經得起嚴苛的省察？至此，這個故事已經對獵奇式的通俗演繹和目的性的政治投射實現了雙重超越。
明辨敵友固然是傳統間諜片敘事套路的追求，但超越陣營和敵友邏輯的“辨難”則需要更高的眼界。類型片的創作似乎總是受制于通俗流行的標準，《敵友難辨》在某些觀眾那里也沒能免于“不夠好看”的詬病，但是劇作也沒有向庸俗的流行審美輕易妥協。引用詩句將情節切分成多個回環，以蒙太奇手法剪接審訊和閃回，極為簡峭的臺詞，光影調色接近黑白片質感——這是一部要求“閱讀”的專注度而不汲汲于提供“觀看”快感的電視劇。它在事實上探索了一條爛熟類型創作“翻新”的可行路徑：依托真實的歷史原型而不明確導向既定的歷史結論，在類型敘事的規則里打破觀眾的期待，在極端設定中提出形而上的追問。市場至上、流量為王的時代里，我們仍需要這樣的創作及創作者來承擔文化的責任，始終拒絕粗俗的虛構和濫用符號，以具有創新價值的作品塑造觀眾與讀者的審美理解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