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斗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這幾句如今已有相當流傳度的詩，單憑閱讀直感，猜測作者，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對得上拗相公王安石的。畢竟，吾國信史上，若論君之于臣的遇合之恰、倚重之殷、信任之摯、敬愛之恒，宋神宗王荊公之外，找不出第二例。即使新君登基，新法盡廢，也不妨王介甫歸老金陵半山園，優游卒歲。方之其前千三百年生遭車裂的商鞅，與其后五百年死后戮尸的張居正，王安石這位變法者的遭遇，當得起他多年政敵蘇東坡的贊譽：“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以此，史論常斷以“孱弱”的兩宋，真有足多之處。王安石事業雖有棘手，畢竟大展拳腳過，成敗得失至今聚訟，仍是學界研究課題，如用德功言這傳統仨尺子量量，差差近乎三不朽了吧。但他仍然公然牢騷。可見，不遇差不多是眾生共相。“拘于時”，“拘于虛”，拘于“一向年光有限身”，拘于信息無量腦算浮光，即便富可敵國貴居公卿者，也難免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的。或者因此，“感遇”會成為吾國古詩當中的一型，諸多作手紛紛藉此詩題，感慨近乎永恒的“不遇”。 相比詩言志之大，詞作的婉曲幽眇，和傳唱關系尤為密切的聲律要求，尤其適應市井情感的城市生活——在城市化無可逆轉的當下中國，堪稱時地兩宜。詞，尤其特稱“宋詞”，唐末坊市制的解體兩宋街巷制的勃興，和小令慢詞的興發，差差同步，絕非偶然。在道裂天下專業立足的當下當來，存身狀態越來越雞零狗碎，離合悲歡卻千古攸同，而對類似情感遭際所見聞所觸動恰如其分的表達，以及會心不遠的欣賞，對于撫慰節奏匆遽而身心俱疲的現代人，古典詩詞以其典雅細膩簡捷，不失方便。王新才教授由內刊專欄結集而成的新作《人間美詞》，可謂得遇其時。 在我看來，《人間美詞》是無涉功利的內驅之作。當下各行各業，KPI大行其道，借用黃仁宇先生的說法，差不多都業已或急趨“數目字管理”。跟業績考核無關的動作，越少越好。《美詞》呢？斷然不會成為新才教授的社科立項課題，不會計入他年度科研成果，不被折算他教書育人的課時——一言以蔽之，無益之事，不急之務。《美詞》之作，無疑出于現代教育特為強調的內驅力，是“我要做”而非“要我做”。如新才先生辨析“思無邪”的語義遷流后，認同陳衍強調的“真實懷抱”：“詩人的真實懷抱并非憑空產生，它首先基于在顛沛與造次之際詩人對人性的堅守，然后因為有了顛沛與造次之所歷，其懷抱才真實。詩人懷抱中常有如況周頤所謂‘萬不得已’者，發而為詩為詞。這萬不得已者，便是如同孔夫子所感嘆的詩三百所共由作的‘思無邪’”。正因為新才先生“萬不得已”的創作沖動與能力，他才會持續不斷地吟出“臨水”詩詞，作出《美詞》。 《人間美詞》是跨界出圈的成功之作。海通以來的這數百年，孤懸太空的這粒藍色星球，藉由交通通訊的日益發皇，再也沒有一塊世外桃源，隔絕于聯絡之外。如怪杰李敖所譯約翰·鄧恩的名詩：“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少，/作為人類的一員，/我與生靈共老。”讓人難堪的現實，是世界范圍內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日益加深的文化割裂，亦即英國科學家、小說家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一場演講中提出的“兩種文化”。愈益細密的學科分工深化，即使兩大部類內部，學科之間、分支之間、部門之間，也渠道不暢，壁壘日高，造成全社會實踐、智力和創造力的損失。術業專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專攻的精細深入，成就商品與服務的當代涌現。代價就是個人，尤其專家在自己窄小的領域當中，畫地為牢，無力突破也無心他顧。莊子所預言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已屬常態，社群沖突日亟，圈層隔膜日深。為免社會瓦裂，亟需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公共產品，跨越學科自限的公共表達，提供了黏合社會的可能。《美詞》的未結集文本，經由湖北之聲欄目《煒煒道來》廣播，省內獲“2020年度湖北廣播電視節目獎”廣播文藝（文學節目）二等獎，進而獲“中國廣播電視大獎2019~2020年度廣播電視節目獎”廣播電視類提名獎。誠如華東師大中文系終身教授胡曉明序《美詞》時所表彰，（心靈詩學）“新才教授這一詩觀，氣息純正，根柢堅實，比許多中文系的文學教授，更能見其大、識其正。”新才教授是圖書館學界少見的跨界對話者，《美詞》得到當行學者的高度評價，正為出圈例證。 《人間美詞》是繡口錦心的可傳之作。大廚不必是美食家，食客期待于大廚的，是他能將不同食材，妙手料理，做成適口充腸的美味，哪怕他訥于言。美食家不必是文章作手，他只要能精到點評大廚出品，引領食客，至讓大廚手藝更進一層，無需下筆千言。但若罕遇難求者能一身三任，則不僅食材到美食的全過程可以很好呈現，大廚的靈感思緒亦能曲達，給予食客、給予讀者的啟發與享受，將更為親切生動。新才先生就是古典詩詞領域當中，兼創作、鑒賞、傳播于一身的高手。他的“臨水詩”為圈內所熟知，所激賞，外行如我，不能贊一詞。他出入古今詞評，有所辨正有所衡評，對所論詞人詞作知人論世，以美文寫就的《美詞》，讀來讓人看到了原作簡約平靜的字眼之下，那聯絡紛繁暗流洶涌的深海。就是他鑒賞之余似乎無意的閑筆，往往也能予人不期的啟示。比如他論周邦彥出生時所行熙寧新政：“經濟受權力干預越多，越難以正常發展。歷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以失敗而告終，原因正是統治者試圖擴大權力去干預經濟。熙寧新政中的青苗法、均輸法，其轉運使、常平倉之設實際上都是以權力介入經濟，在運行之初廣受關注之下也許會有一定成效，但權力的不受約束與傲慢，必將導致運轉不靈與腐敗”。（《憔悴江南倦客——讀周邦彥 <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又如他讀解陳與義《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時感慨：“只有那些深具詩心的人才能從那些庸常的乃至艱辛的生活旅程中發現生命中的詩意。”這無疑是新才先生的夫子自道。相比他主業所在的小學科圖書館學，《美詞》的受眾面無慮更大，與以古典詩詞鑒賞為志業的專家作品并置，也毫不遜色，當能傳之久遠。 當然，《人間美詞》也有遺憾。譬如吾國歷史上，“封建”往往與“郡國”對稱，顧炎武總結得好：“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美詞》所及的帝制郡國時代，與羅馬天主教松散的封建，迥不相侔。以新才先生深諳“封建”對譯feudalism / Feudal的方枘圓鑿，無慮深諳。新才先生所論時代，與“封建”無涉，這從流就頗為扎眼。再如所選詞人何以這么16位？什么標準？相比唐末五代，“清詞中興”的作手和名篇更多，為何忽略？也許預料到有類似疑問，王先生《后記》已預作交待。我這讀者，還是期待新才先生續有輸出。 人間有美詞，有《人間美詞》。如此人間，值得。再不堪，亦堪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