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公益人士雷闖發布消息，稱當天早上有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工作人員給他打電話，稱他遞交的促進乙肝藥物降價建議信獲得國家衛計委主任的批示，請疾控局牽頭閱研其來信，會同有關司局研究逐步有序完善基本藥物制度的措施。此事得到國家衛計委證實。
雷闖雖然今年夏天才研究生畢業，但他作為公開自己乙肝病毒攜帶者身份的第一人，早已是國內知名的公益人士。近些年來，他一直在關注這個人群的就業歧視問題，成為采取多種行動呼吁社會反對乙肝歧視的知名人士之一。6月26日，熱愛戶外運動的雷闖帶著寫好的建議信，開始沿著京杭大運河徒步走向位于北京的國家衛計委，并給自己的行動取了個名字“益行去北京”，寓意“為了公眾利益去行走”。雷闖說，在他的行李中，最重要的除了建議信，還有一棵綠色植物，“綠色代表溫和理性，寓意希望，希望國家衛計委能采納建議”。9月13日下午他到達衛計委，遞交該建議信。
其實雷闖“乙肝藥物降價建議”的要求并不過分，因為對照艾滋病的各種政策，對乙肝病毒攜帶者則缺少如此的政策關懷。為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遏制艾滋病流行蔓延，我國政府2004年就出臺了預防艾滋病“四免一關懷”政策，為艾滋病病人免費提供抗病毒藥物與提供咨詢和初篩檢測，同時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提供免費母嬰阻斷藥物及嬰兒檢測試劑，對艾滋病病人的孤兒免收上學費用，將生活困難的艾滋病病人納入政府救助范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必要的生活救濟。
但乙肝病毒攜帶者則沒有這些關懷。中國有近1億人攜帶乙肝病毒，其中需用藥的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有2000多萬，乙肝抗病毒治療的用藥人群廣，用藥時間長，藥物價格高，一個月的藥費約1000元，但該類藥物未被納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更別提免費了。因此，雷闖才建議將乙肝藥物納入該目錄，按照有關規定統一招標采購，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的基本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按實際進價銷售，不再加價。
此外，在藥物沒有享受到政府的優惠之余，乙肝病毒攜帶者還承受著各種偏見與不公平對待，乙肝病毒攜帶在學習、工作等諸多領域受到赤裸裸的歧視。盡管《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就業促進法》等都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不得強檢乙肝，否則將被處以罰款。但各種隱形的歧視仍廣泛存在。
因此，從這些方面看來，雷闖的行動意義對于社會來說，首先是逐漸改善了人們對乙肝的偏見與歧視，促使了全社會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尊重，同時從政策上不斷地推動各種或顯著或潛在的不公正對待的矯正，比如他以一己之力，獲得首張食品衛生類健康證明，以此為乙肝病毒攜帶者群體爭取一個公平、平等的就業生活機會。
其次，雷闖的行動，以其理性與技巧性，不斷地促進了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以理性公民的方式，去表達自身的建言與訴求，同時更勇于站出來，為自身的整個群體代言、呼吁。一個人的力量確實是很微弱的，但只要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為了公眾利益持之以恒，他都將有可能推進一個公共政策的改善。這是雷闖徒步進京遞交建議信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而國家衛計委有關人士的批示與接待，則表明了政府部門的一種平等、開放的姿態，能夠尊重公民的合理建議并積極反饋回應。這是值得肯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對話是何其重要，特別是作為強勢方的政府來說，尤為需要具備這種理念與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說，它是化解當下社會的各種情緒、戾氣乃至暴力的有力保障。
在現代社會，每一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改善，必須依賴于官民之間的理性、良性的對話與互動，領導拍腦袋決策或罔顧民意的封閉式執政的時代，早已經被各種現實論證為不可行了。理性的公民，需要有理性的政府能夠以平等的姿態去傾聽與接納，也只有政府更理性、包容、開放、尊重，才能夠互動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以同樣的姿態去面對政府。因此，盡管雷闖此行的目的有待于進一步的政策調整，但他的行動與官方的反饋，已經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官民良性互動案例。我們期待往后能夠有更多這樣的官民良性互動，來推進各項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