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的司法界，精彩頻出，令人眼接不暇。9月22日，在出人意外地通過微博公布審理細節之后，薄熙來案公開宣判，再度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法院連判決書也一并全文公布；同一天，北京法院官方微博刊出消息：26日上午對吸引輿論眼球長達半年多的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進行公開宣判；緊接著23日，河北省高院發布公告，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一案于27日上午公開宣判，并表示屆時法院將通過官方微博播報相關情況。
上述三起案件，無論是就案件本身的敏感度，還是公共輿論的關注度，都堪稱在中國司法史上能夠留下印跡的重大影響性個案。薄案的政治意味濃厚，人們由此擔心出現政治指令司法；李案的輿論生態復雜，人們由此擔心輿論會干擾到審判；而王案由于關涉到聶樹斌案的平冤，人們擔心司法內部的一些利益會妨礙到糾錯。
如此三起案件，密集地被納入司法公開的運作軌道，以近乎透明化的方式回應公眾的擔憂和疑慮，這種程序本身意味著中國司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低迷之后，重新向著法治中國的目標再出發。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因為體制獨立性不強、法官專業素養不高、司法腐敗嚴重等問題，不同程度受到公眾的質疑和非議，司法公信力一度陷入危機。在一種特殊的國情環境浸潤中，人們似乎對司法受政治指令、輿論干擾、利益綁架的侵蝕習以為常，一遇到關注度極高或過于敏感的案件，司法機關也往往對輿論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刻意選擇一些民眾和輿論關注機會較低的時機（例如周末）進行宣判。
而在這三起案件中，司法機關借助微博和網絡平臺，以開放化的程序安排將人們原以為會“靜悄悄的”宣判提前公布于眾，還在判決的環節上下足了透明化的功夫。就此而言，三起案件無論實體上的結果如何，程序上的價值已經初步顯現，并將贏得輿論的好評。
薄熙來案至今為止，審判過程的公開已讓不少法律界人士深表“驚艷”，這有效排除了人們對司法案件政治化處理的擔憂，尤其是長達5萬字的判決書的公布，可以讓人看到整個案件中法官所認定的事實真相和推理邏輯。無論該案在其他方面是否存有瑕疵，單就這種公開的勇氣而言，就足以載入歷史了。
不可否認，薄案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但至少從司法過程和結果看，法院在形式上完成了將政治案件成功轉化為司法案件的功能。而這種政治退居幕后、司法走上前臺的現象，正契合了現代司法“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的純正品質，凸顯這種品質恰是中國司法重構公信力的關鍵。
李某某強奸案，因為犯罪事實的晦暗不明，引起輿論持久的關注和爭論?；谶@種輿情的背景，司法如何在未成年人權益與公眾知情權訴求之間尋求平衡，原本就傷透腦筋。雖然成熟法治國家的司法大多能夠理性對待輿論的影響，但身處信息社會漩渦中的中國法官，洶涌輿論對其判斷意志的干預十分明顯，對裁判結果的影響也往往是潛移默化的。
這起案件的一審結果，究竟受到輿論多少影響，又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被告人與受害人以及社會公眾的認同，并不好判斷；但公開宣判的程序，讓人們有了接觸和觀察法官裁判過程的機會，讓法官在認定證據和進行法律判斷上有了一次公開化的展示，讓裁判的“道理”有了向社會解釋的空間。這種安排，不也正是現代司法所追求的“輿論的歸輿論、司法的歸司法”的法治境界？
王書金案公開宣判，更是讓人有些出乎意外，因為“一案兩兇”曾引發輿論常年的關注，坊間更傳聞聶樹斌案由于涉及司法系統的領導而糾錯阻力很大，這勢必導致司法機關在對待王書金案更加慎重。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有關聶案的司法信息幾近杳無音訊，一直被懸置至今，由此連帶著與聶案休戚相關的王案也經歷了六年“懸而不判”的尷尬。這次宣判，是否意味著聶案到了走出“羅生門”的最后時刻？所有關心中國法治的人都在期待。此情此景，王案的宣判關注度可想而知。法院既然有直面輿論的勇氣，也當有秉公執法的理性，既然是站在全國人民眼前宣判，法理與道理自然繞不開合乎邏輯的常識性判斷。從這個角度看，類似公開的程序對司法實體正義乃是最直接的倒逼。
三起敏感性案件，都在“陽光下”被端上了公共輿論的案臺，這難道是一種時間上的巧合？我們更愿意理解為這是中國司法重整山河的信號。聯系到今年4月最高院副院長沈德詠的表態：法院及時公布真相是消除對所謂“錯案”疑慮的最好辦法，“許多案件是否確為錯案姑且不論，但由于長期拖延，真相遲遲不公布，讓法院極為被動，最終結果無論如何，都難以贏得信任。”再聯系到最高院院長周強履行不久在全國法院新聞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依法能公開的要全部公開，不能公開的要充分說明理由和法律規定，通過向社會公眾完整地提供人民法院工作信息。中國的司法系統似乎正在發生改變，而這種改變，是每個向往法治的中國人所樂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