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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國務院表示研究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試點，及印發《關于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等后，最近武漢、長沙、北京和廣州等出臺了鼓勵民資投資基建的政策。

　　然而，相比最近民資對民營銀行的亢奮，其對基建多為觀望。究其原因，實質源自基建市場未能有效為民企提供一個可信允諾的制度和市場框架，使其安于伏櫪。畢竟，之于民營銀行既能滿足民企穩定融資渠道的安全訴求，又能為民企疏散高負債風險，即部分民企把設立銀行等金融機構看作是打通產融渠道的關鍵一環，而民營企業家的這一訴求，一度表現為頻繁的造系運動，如已為炮灰的“德隆系”等；投資基建給民企帶來的則是諸多不確定風險。

　　具體而言，城市基建等屬于久期化資產，且為典型的公共管制型行業，其價格多以政府定價和價格聽證會形式厘定，而缺乏市場敏感性，民企更缺乏定價自主權，這使得不論是以BT、BOT形式，還是公私合作的PPP形式，投資基建實際上就是與強勢的政府做生意，而鑒于企業與政府本身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對等的市場博弈主體，且目前政府又未設定有效而穩定的制度化、規范化退出機制，民企投資的久期化基建標的也非完全標準化的資產，因此這不僅致使民企退出基建的成本較高，而且單純的BT、BOT或PPP模式，很難為民企提供一個足以令其對投資安全放心的可信允諾，以鼓勵民企投資城市基建等公共或準公共服務市場。

　　同時，城市基建投資的久期化與地方政府官員任職的期限化的矛盾。當前中國基建投資是政策拉動型的，相對于制度和市場秩序的穩態化，政策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見性，如任期制的地方官員和政府較強的經濟建設功能，很容易使政策因換屆而出現隨意變遷的斷層，這種政策的不穩定性，而基建資產久期化，增加了民企投資基建的非市場交易成本和風險，如山西大同的城市改造就隨官員任免而出現不可持續性。

　　不僅如此，當前政府鼓勵民資投資基建等，更多是由于自身負債高企，且難以為繼，而以政策激勵吸引并利用民資的權益資本，這帶有典型的政府負債投資向民企轉移的特征。目前國內基建投資并非是完全市場內生驅動型的，地方基建投資規劃更多考慮對本地經濟的短期拉動效應，而非經濟可行性，如近年來“鐵公機”等基建的超前建設，部分地方新城變空城等基建產能過剩此起彼伏。

　　其實，地方對基建投資的短期政績訴求與民企的穩定盈利訴求間的隔閡，無疑將導致部分民企對基建投資望而卻步。因為以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必然亟需寬松貨幣政策支持，這將推高國內真實通脹水平和資金真實價格，而久期化的基建服務定價，客觀上要求真實通脹的穩態，因為在真實高通脹下，基礎設施等服務價格若得不到相應提高，將使民資很難從基建中獲得收益，進而需要政府補貼，而目前地方政府高企的債務負擔，及真實財政收入增速回落等，使民資認為地方政府對其投資基建的各種補貼承諾或將并非是可信允諾，進而把政策優惠看作為政府的借雞下蛋和“請君入甕”。

　　由此可見，當前真正有效吸引民資投資基建，亟需構建有效的制度和市場秩序框架，政府加強職能轉型，摒棄建設型財政職能，把施政重點放置在公共外部性治理和維護經濟社會秩序的公平正義等領域，推進城市基建市場化，進而以基建穩態的投資收益等市場預期，而非政策優惠，強化對民資的吸引，使其自愿參與基建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