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案的公開化處理，為中國司法贏得了贊譽，即便這種公開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形式意義，但它還是一方面公示了在現代中國“刑也上大夫”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將整個司法程序的邏輯化運作展現出來，向公眾傳遞出很好的法治理念：法治社會，對任何人的定罪無論出于什么考慮，須建立在司法優良而精準的審判基礎之上。
薄案一審宣判，其裁判的出爐如同程序過程一樣值得期待。民間的各種猜測與估量，或多或少帶有一種對政治生活的神秘性打探，最終薄熙來被如何定罪以及判刑多少，在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之余，真正的法治意義在于：這種裁判的結論能否建立在合乎邏輯的說理性基礎上。
甚至可以這樣說，即便大家都認定了薄熙來一定會被定罪判刑，但判決書中的“說法”還是值得“觀賞”，因為從中人們可以讀到司法權威形成的過程。
人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期許，既因為這一案件所烙印上的政治色彩——要徹底將案件還原至法律問題就必須嚴格遵循法律的邏輯進行判斷；還因為中國司法裁判固有的缺憾。
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判決不太注重說理性，法官在判決書中根據證據重構法律事實的能力很弱，依據法律文本進行推理適用的邏輯性不強，讓公眾看不出司法裁判是基于什么樣的邏輯思路。相反，一些裁判完全呈現出一種事實與結論割裂的狀況，使得裁判的結論很難贏得社會認同。
薄熙來案的審判如此引人注目，更加決定了該案的判決應當追求說理性。人們乃至世界的觀眾都在觀望，中國司法將會以什么樣的事實理由與法律運用，對這樣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宣判。如此當口，司法判決說理性不僅關涉司法本身的理性與權威，更關乎中國法治的整體形象。
法治社會，每個人心中都期待司法能夠作出“偉大的判決”，而判決的偉大之處恰恰在于其說理性。
無論是英國歷史上丹寧勛爵“追根溯源”式的判決，還是美國歷史上馬歇爾大法官“摟草打兔子”式的論證，這些風格各異的說理都服務于同一個目的——塑造司法的權威和品格。
因為不管面對何等棘手的案件，法官都必須懂得：司法靠的不是力量的邏輯，而是一種邏輯的力量。作為一種有限的判斷權力，司法判斷過程中是否蘊含嚴密而清晰的邏輯推理，構成了判斷結論準確與否的關鍵。只有運用嚴謹的邏輯推理并清晰的展現出來，才能讓人們相信法官通過司法程序作出了一個公正判決。
反觀我國，很多法官不愿在判決書的說理上著墨過多，展示其所謂的推理過程，“查明”、“根據”、“認為”、“判決”等生硬的八股辭藻，帶給人們的只能是法院判決不夠講理甚至“不講理”的印象。可見，如何增強事實與法律之間的邏輯推理，如何充分展示這種邏輯過程，是司法強化內功的關鍵。
作為法治社會的理性系統，司法要么不輕易主動向社會說話，一旦開口就必須傳遞出運用法律邏輯判斷社會事實的絕對權威。
正是在這一點上，關于薄案的最終判決，我們關心的不光是作為結果的具體罪名和刑罰，我們更關注法官在裁判中所能還原出一個什么樣的法律事實圖景，構建起一個什么樣的說理性邏輯路線。只有這樣的判決，才能讓被告人心服口服，也才能在社會大眾面前贏得權威，從而真正稱得上是“偉大的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