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法制辦、省高院向省人大常委會匯報中，首次披露2012年度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情況報告，坦承行政執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不少地方政府將依法行政視作工作束縛，行政機關領導甚至“一把手”隨意出面干預案件，有些還以政府名義發函要求法院考慮其不得不違法的苦衷，甚至對法院受理有關行政相對人的起訴提出嚴厲批評。
行政訴訟之難，舉國皆知，該類訴訟活動將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置于被告席，非為冒犯，而在于通過司法裁量對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予以法律評價。但現實的情況中，行政權力強大到不容許司法對其作出評價，或者容不下批評性評價，已成為建設法治政府最大之障礙。廣東省法制辦、省高院披露的情況，對權力干涉行政訴訟案件做現象概述，而非個案評點，可見“有些”、“不少”等概數所代表的普遍性。
公開數據顯示，2008年到2012年，廣東省法院共受理一審行政訴訟案件34620件，其中判決行政機關敗訴的3578件，占10.30%。就是這樣一個原告勝訴比例僅一成的數據，依然得到外界的驚嘆。而即便是這樣難得的“成績”，其背后依然是大量行政訴訟案件難以順暢立案的現實。公民置身現代社會，已無法不與行政權力發生關系，糾紛便不可避免，行政訴訟量少，并非權力對公民少有侵擾，最大的可能還是司法渠道不暢。
在廣東省法制辦的表述中，有些行政機關“甚至對法院受理有關行政相對人的起訴提出嚴厲批評”。一個“甚至”，可以解讀為再難容忍，必須改變。特定類型的行政案件難以立案的情況長期存在，被限制立案的案件類型則根據不同地方政府不同時期的工作重心而定，比如征地拆遷類案件，比如涉信訪非法拘禁。其核心動機在于，試圖通過權力干預司法的方式，從立案開始就介入干預，也正是這一過程，將司法從屬于地方行政權力、“幫忙不添亂”的角色展露無疑。
當然，與2010年陜西省國土資源廳以會議決定否定生效法院判決的粗暴相較，“以政府名義發函要求法院考慮其不得不違法的苦衷”看似權力在語氣上有所示弱。然而，行政權無法適應和習慣法治秩序對其約束的現狀，并未有質的改變。2012年廣東發生多起因集體土地征收程序不合法引起的行政爭議，其中政府為盡快出讓土地給重大建設項目而忽視法定的征地程序是糾紛的重要成因。“將依法行政視作工作束縛”，這種行政違法的所謂“苦衷”值得警惕。
三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中，不少為改革探路的舉措都曾一度違反彼時法律規定，這是成文法的滯后性所致，此種“苦衷”可贏得同情，也該得到支持。但行政案件中，權力違法的“苦衷”卻與此截然不同，其病灶在于對權力予以約束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而權力依然不甘于被關進制度的牢籠。后一種“苦衷”永遠不會被體諒，也不該被寬貸。這是法治政府建設進程中公共利益與既得利益的拉鋸戰。
行政違法的所謂“苦衷”，恰是法治政府的病灶所在。省級政府法制部門與司法機關，能夠同時看到權力不愿被馴服、司法不被尊重的種種表現，所達成的共識或有助于破解行政訴訟長久的困境。權力終須得到法律制度的剛性羈束，沒有適應不適應，容不下苦衷不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