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3倍的孤獨從天而降時，這個三胞胎之家一點點被壓垮了。
最先崩裂的是時間。自三胞胎兒子被診斷為孤獨癥起，父親劉洪起和母親就失去了自己的時間——漫長的尋醫問藥和24小時不間斷照料接管了他們的生活。
家庭關系也緊跟著龜裂，循環往復的爭吵、哭喊、埋怨之后，母親選擇離婚，離開了這個“最孤獨的家庭”。
接著破碎的，是這個家搖搖欲墜的空間。父親帶著兒子搬了3次家，從打工的天津塘沽區搬到熱鬧的河西區，再搬回津南區的農村老家，最后搬去鎮上。他跟鄰居打過架，也低頭道過歉，還曾緊鎖門窗，把全家人嚴實地關了起來。
劉洪起用了10余年來消化命運開的這場玩笑。
17年過去，三胞胎長成了個頭近1米8的大小伙子，這個53歲農村父親的訴求卻一降再降，一開始他奔著治愈而去，找最好的康復訓練;再后來，耗盡積蓄的他盼著孩子能吃飽穿暖健康長大;如今被疾病和衰老挨個兒找上門的他，愿望只剩下一個，“要讓孩子活下去”。
一
廚具零散地放置在地上的各個角落，廚房水池里結出了黃褐的油垢。幾百個瓶蓋壘在臥室一角，那是老三最愛的玩具。臥室的另一頭是3塊床板，枕頭、被子和墻壁上都泛著黑色的污漬。
飄蕩在這間幾十平方米小屋的，是“嗯”“啊”“哇”的交替高喊，和鍋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聲響。劉洪起習慣坐在凳子上，盯著三個孩子，不時起身給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是拉開正在打架的3人。
這個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過孩子他媽”，而且是“發了狠地怨恨”。
孩子3歲時，夫妻倆發現了不對勁，三胞胎不會講話，頂多蹦出一個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他們抱著孩子四處求醫，什么偏方都信，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藥，卻始終不見病情轉好。
后來，有醫生告訴夫妻倆，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獨癥。這個家庭行進的方向硬生生轉了個彎。妻子被迫辭職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區小有名氣的修理工“小劉師傅”不再約人喝酒吹牛，也不再去洋貨市場溜達“淘寶”，只加班加點地干活。
確診那天，他最后一次主動買了啤酒，3元錢的啤酒他一飲而盡，“從今天起再不能亂花一分錢了。”
家也變了。有一次下班回家，留給他的是被開水燙傷的兒子，和神情呆滯的妻子。
孩子長到五六歲時，依舊沒什么起色。“受不了了”的妻子決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農村老家，那里有“專門的地方照顧孩子”，一旦送走，夫妻倆還能像過去那樣，在天津安心打工掙錢。
劉洪起沒能拗過態度堅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劉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發現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沒有剝開的火腿腸。宿舍里，枕頭上有一灘血跡，孩子天天流鼻血。劉洪萍說：“哪能把孩子送到這種地方自生自滅啊。”
夫妻倆離婚了。
劉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來，他輾轉得知，天津“童之舟”兒童教育中心有專門針對孤獨癥兒童的康復訓練課程。這個父親沒問學費，就辭掉工作帶著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區。
他已經來得太遲了，醫學界普遍認為，孤獨癥兒童干預的黃金時期是2至6歲。可身邊沒有人懂得這些“常識”，這場和時間賽跑的比賽，他輸在了起跑線。
機構創始人黃冬瑩旁觀過成百上千個因為孤獨癥被拖垮的家庭。自1943年美國男孩唐納德被確診為孤獨癥以來，醫學界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沒能厘清其發病原因，也找不到任何一種有效治療的藥物。這個病可以輕易拖垮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孤獨癥家庭。
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的報告，孤獨癥的患病率為0.62%。黃冬瑩的兒子就是這0.62%。
那時她已開辦康復訓練機構好幾年，卻從未見過一個家庭塞下了3個孤獨癥患者，她為這個家庭減免30%的學費。
父子4人最終堅持了10個月。只出不進的積蓄被徹底耗盡，劉洪起帶著孩子沉默地離開。原本，接受專業康復訓練的三胞胎已經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好轉的跡象，可他沒有錢再繼續了。有人建議這個中學學歷的父親，回到戶口所在地申請低保，起碼別把孩子餓死。
回到農村老家后，劉洪起發現，自己好像沒那么恨妻子了。
孩子的力氣越來越大，很多時候連他也治不住。只要稍稍離開，三個孩子都可能扭打在一起。同樣的話他每天說上百遍，孩子沒有反應。十幾歲的孩子吃飯還會被脆骨噎住，差點嗆死。
有一次，他發現存折不翼而飛，看著不遠處的老二，劉洪起以為是兒子弄丟了存折。他抱住老二，用手狠狠抽打兒子的屁股。老大老三瞧見了也沖過來，父子四人打成一團。打著打著，老二哭了，老三哭了，劉洪起停手，抱著兒子嚎啕大哭。
“她能堅持活下去就不錯了。”劉洪起自嘲地笑了笑，說自己終于理解了妻子，理解了那種眼睜睜看著一個家庭破裂卻無能為力的感覺。
二
回到童年成長的村落，劉洪起感到一種異樣的隔閡。他帶著孩子出門散步時，總有鄰居“指指點點”，“嗬，3個傻子”“你天天帶3個傻子跑嘛呢?”
他從不回應。這個父親很清楚，孩子是“異類”，只有低調才能安穩度日。回老家前他們習慣踩踏著走路，不分白天黑夜，這樣總會發出很大的聲響。有時候半夜睡醒了，三胞胎會興奮地一起嚎叫、玩鬧。每次碰到鄰居稍稍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劉洪起都一個勁兒地說對不住。
他管不住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門窗關緊。后來，他得了失眠的毛病，有時候熬到天亮才入眠。
但鄰居似乎并沒有要接納父子4人。劉洪起發現，自家空地不知何時壘了一大堆鄰居的雜物和垃圾，散發出難聞的氣味。他讓人挪走，對方不肯，雙方扭打在了一起。
劉洪起躺在地上，3個孩子像是被嚇著了，縮在墻根。老三咿呀哇呀地喊著、比劃著。村民于有芝匆匆趕來，看到3個駝著背蹲縮的孩子木訥、萎縮又害怕的神情，難過得想哭。這個中年女人和丈夫常為三胞胎做些烙餅、餃子和包子。
“我都不敢想這些孩子平時經歷了什么。”她說。
她再去探望孩子時，三胞胎越來越沉默。院子里遮天蔽日的大樹擋住了陽光，也成了毛毛蟲和蚊子的天堂。給孩子換衣服時，她發現孩子背上爬了好幾條毛毛蟲，紅疙瘩密密麻麻，孩子卻一聲不吭。她驚訝地叫出了聲，隨后又哭了出來。
家里的門窗被封得死死的，孩子們活動的空間從整個村子縮減到了自家院落，又縮小到了一間幾平方米的臥室。夏日晴天也緊閉大門、拉緊窗簾，開著白熾燈照明。三胞胎坐在瓶蓋組成的玩具堆里，沉默地玩著。
屋子里潮濕又悶熱，她和孩子的姑姑劉洪萍把屋子徹底清洗了一遍。父子4人蓋一床被子，擠在不到2米寬的床上，連翻個身都很困難，被罩里還有排泄物的痕跡。廁所的味道讓她差點暈過去，兩個人忙了一天。回家后，她躺了兩天才有力氣下床。
她突然理解了劉洪起的話。“我們爺兒幾個啊，那就是相依為命。”“嘿，我們能活下去就不錯了。”
這個微信取名為“兒子的港灣”的男人，已經沒有了任何私人時間，他總是忙著做飯，要看著孩子們吃完才安心。他十幾年沒去體檢過了，因為害怕查出什么病。
他的情緒一點點被抽干、麻木，唯一還保留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喝可樂。自從孩子得病后，他戒了酒，反而愛上了年輕人喜歡的可樂， 那東西，“甜啊”。
一次，他告訴妹妹，自己早就想一了百了，可想一想，又下不了這個決心，“我不在，這3個孩子咋辦，能留給誰啊?”
孩子的姑姑把眼淚咽回去了，她跑到門口，把窗戶和大門大打開，沖著哥哥喊，“不準關門了，要通風!通風!”
三
劉洪萍知道，哥哥心里緊閉的窗戶沒有真正打開。白頭發和皺紋迅速地找上了哥哥。他“只有53歲，看著卻像個60多歲的人”。
給人做家政服務的劉洪萍后來想，也許能支撐哥哥的，不僅是3個孩子，還有他的性格。
曾有人想給三胞胎做募捐，劉洪起拒絕了，“募集一次還行，兩次、三次呢?這是個無底洞，我不能拖垮更多人了。”他笑著跟人說：“還沒到那個程度，有低保呢，別擔心。”
于有芝給他家運食物的小紅桶被三胞胎當成了馬桶，在里面拉屎撒尿。劉洪起發現了，二話不說買了兩個新的送回去;親戚朋友結婚給他打招呼不必隨禮，婚禮當天，他還是拿著紅包出現了。
前兩年，因為村里的老屋被認定為危房，又考慮到這個特殊家庭的情況，當地政府在北閘口鎮為一家人租了一間小房子。
雖然見到孩子的次數少了，但于有芝發現，三胞胎變開朗了，臉上的肉也多了。三胞胎還會駝背，有時也記不住擦屁股，可見到她時，活潑的老二會拍拍于有芝的肩，示意“打招呼”。
這家人同一樓層的鄰居中有位因“糖尿病足”而截肢的老人，老人獨自生活，極少出門，買菜都花錢雇人。劉洪起看不過去，有時攙扶老人下樓，有時順手幫忙買菜。老人給錢，他拒絕了。
在老人身上，劉洪起有“同病相憐”的感覺。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工廠做零配件生產。他的同事中有不少人是殘疾人。很多人和他稱兄道弟。
“在我眼里，他們就是一群正常人，就是需要多一些幫助而已。”劉洪起說。
鄰居問他，“老人一個月給你多少錢啊?”還有人背后嚼舌根，說劉洪起不過是“圖老人的家產”，這些話他都不在意。聽完笑笑，他招呼上3個孩子，自己扶住老人，5個人浩浩蕩蕩地下樓。
平靜生活里的唯一插曲是時不時躥起的血壓。有些時候看到孩子做錯了事，他著急地大喊，突然感覺頭暈目眩，站也站不穩。一次，他徹底暈了過去，劉洪萍打來電話，老大接了，電話那頭卻是“嗚嗚哇哇”的聲音，聽著急切。
劉洪萍決定把哥哥“攆”出屋子，她帶著哥哥一起去聽“模仿鄧麗君”的演唱會。有時讓哥哥開電動車載上三胞胎，一邊兒兜風一邊兒玩，自己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飯。“必須給他減壓。弦一直繃著會斷的。”她說。
于有芝是個快嘴，常給這家人送吃的， “我們去就是告訴那些人，還有人愿意來串門，別想欺負他們。”
三胞胎一天天長大了。劉洪起想過以后在村里教三胞胎種花，也想過找一個沒那么多歧視的地方，教會孩子打掃衛生，干活掙錢。
他一天天老了，這個問題依舊沒有答案。三個孩子在特殊教育學校的畢業一拖再拖，他不敢讓孩子畢業，因為“畢業了就沒地方可去了”。
這名白發叢生的父親堅信，只要還沒畢業，孩子也許就能逐漸掌握生活技能。哪怕速度很慢，但對于照料孩子吃喝拉撒已筋疲力盡的他來說，這是必須緊緊攥住的希望。
只是，他不確定，衰老、病痛、死亡和3個孩子的成長，哪一個會更早到來。
四
和很多孤獨癥患者的父母一樣，劉洪起一直在追趕時間。他已經追了14年，還是不能停下。
一群擁有相似經歷的父母，時常會討論大齡孤獨癥患者的命運。最新的一個故事是，一個15歲的天津孤獨癥孩子失蹤了整整兩周，最后在北京順義被找到。沒人清楚他如何跨越了100多公里，這個孩子每天去快餐店撿剩下的食物，被人發現時，他又瘦又臟，看見警察扭頭就跑。
離家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孩子反感母親對他的管理方式——這個要上班的單親媽媽選擇把孩子關在家里。
“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孤獨癥患者的需求會變多，想法也會變得豐富，但社會和父母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黃冬瑩說，很多父母選擇簡單粗暴地和孤獨癥患者相處，久而久之，那些患病的孩子情緒無法抒發，有人砸東西，有人逃跑，有人打家長，也有人自殘。
類似的故事在這個充斥著眼淚的圈子里一點兒也不罕見。 一個成年的孤獨癥患者，因為情緒激動經常傷人，家人無奈用鐵欄桿鎖住房間。家人在房間里只放了一張床墊，鐵門里開了一個窟窿，每日定時送飯。一到夜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就開始捶墻捶門。
黃冬瑩說，媒體報道了這家人好幾次，依舊沒有解決的辦法。這家人很窮，精神病院送不起，只能一天天這樣拖著。
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都會讓劉洪起嘆氣，可他能做的實在不多了，為了追趕孩子成長的時間，這個父親終于也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模樣。
這個曾經講究公事公辦的人，為了多留孩子的課桌一年，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學校求老師和領導，甚至像膏藥一樣緊緊貼在領導后面。
這已經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畢業了。支撐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學校的理由，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長——三胞胎的親姐姐帶著公婆來家拜訪，提了幾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開香蕉，所有人都以為他只是自己餓了想吃東西，可他把掰下來的香蕉遞給了兩位老人。
劉洪起發現，自己說了幾千遍的尊老愛幼，也許這個孩子真的聽進去了。老師告訴這個父親，學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務意識”，課間會帶著所有比自己個頭矮的孩子去廁所，一個接一個地排隊。
一家人吃飯，個頭最壯實的老二會主動給哥哥和弟弟夾菜，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應，有時，他會笑，還會撲進爸爸的懷里。
于有芝帶孩子買冰淇淋，他遞給老二一根，對方不接，給兩根，還是不接。她突然明白了，抽出三根，老二收下了冰棍，一溜兒就跑沒影了。
在黃冬瑩看來，想要解決劉洪起一家乃至大齡孤獨癥患者安置的問題，靠公益組織和個人并不現實，“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她曾和一批“同類人”共建了一個“大齡中心”，專門托養這群大齡孤獨癥患者。因為缺少足夠數量的專業老師引導，大齡孤獨癥患者情緒無法抒發，有人砸玻璃，有人打架，有人胳膊被劃破，也有人去了第一天鼻梁就被撞破了。
“大齡中心”最終草草收場，她把孩子領回了家，讓兒子天天練字打發時間。沒過幾天，這家“大齡中心”竟然又“活”過來了，還是那批父母辦的。她問對方，為啥啊。
“沒辦法啊。能擱家里嗎?”一個家長說。
幫助了數千名孤獨癥兒童接受康復訓練的她，在給兒子尋找出路這件事上和劉洪起沒有太大分別。在國外普遍適用的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和支撐安置三條出路，在國內還不多見。
從事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16年的黃冬瑩坦承，國家近年來對低齡孤獨癥患者康復訓練的重視程度已經大大增加，但對變大變老的孤獨癥患者的去向，依舊缺乏關注。
黃冬瑩還是想問： “那些大齡孤獨癥患者消失了么?”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天津北閘口鎮鎮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對方表示，目前鎮政府對劉洪起一家在房屋、最低生活保障、心靈幫扶等方面都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幫助，他們也正試圖為這家人提供更多物質上的援助。
劉洪起說，不管怎樣，現在都還遠遠沒到放棄的時刻。就在前些日子，劉洪起打開大門，準備把住在隔壁的殘疾老人接上，一起下樓轉轉。他朝里屋喊著，讓兒子快一點出門。一扭頭，他傻眼了——老二，那個“咿呀哇呀”不停、脾氣最大最容易發火的少年，正攙扶著老人，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緩慢地下行。
兒子和老人都扭過頭看他，兩個人笑著，他哭了。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