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慈善捐贈金額首次破千億元，2008年被譽為中國慈善事業上的“公益元年”
在儲德素的家中，隨手就能翻出一疊“收條”，那都是多年來捐贈留下的憑證，他捐贈的契機正始于十年前，那場牽動著億萬人的“5·12”大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為了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儲德素捐出了身上僅有的1000元。
從此，除了購買基本的生活用品，儲德素每年都堅持將微薄的收入全部捐贈給紅十字會和公益組織，盡管現年62歲的他，每一張“票子”都是通過回收廢品攢下的。
回顧十年前，那一場災難牽動的絕不只儲德素一個人的善心，那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總動員，普通民眾、志愿者、名人、慈善組織、企業等都曾參與救災，獻上一份愛心。
十年后，伴隨著我國地震救援體系的成長，其中重要的一環——慈善也在爭議中前行。
慈善事業公益元年
“汶川地震那年剛上小學六年級，媽媽讓我捐5元，我把一整個星期的生活費25元全捐了。”
“地震時，正在開會，聽到消息，當天單位就組織了捐款，我從工資里拿出了400元。”
“災后的幾天里，我們全村的人都一遍遍看著電視里播放的關于汶川地震的消息，邊哭邊看，哭完，上至八九十歲的老人，下至幾歲的小娃娃，都跑去捐款……”
當5月12日這個日子臨近，人們在各個社交平臺上開始追憶十年前的“5·12”，災難和善舉都深深刻在他們的回憶里。
2008年，地震發生當晚，香港、湖南、廣西、安徽等10多個地區的紅十字會向災區捐款數百萬元，李嘉誠基金會在第一時間表態，捐贈3000萬元。
同時，上海的青年新聞工作者將籌集的兩萬元送往災區;北京高校的師生，在捐款、捐物之余，也挽起袖子開始獻血;遠在數千公里外的吉林，社會各界人士也開始了踴躍捐款……
此后，捐贈款物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送進災區。到2008年11月25日，民政部透露，汶川地震后，共接收國內外各界捐贈合計751.97億元。
根據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07-2015)的數據，2008年全國慈善捐贈總額達1070億元，而在2007年，這一數字僅為309億元。
這也是我國慈善捐贈金額首次破千億元，2008年也被譽為中國慈善事業上的“公益元年”。
當時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作為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參與救援工作，他在評價汶川地震對我國慈善的意義時說：“無論怎樣都不會過高，那是開天辟地第一次展現出我國公益慈善的力量。”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鄧國勝教授也認為，汶川地震是我國慈善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社會捐款、慈善組織都扮演著拾遺補缺的作用，彌補政府救災的不足或局限性。”他舉例，政府擅長硬件建設，而慈善組織可以在心理輔導、陪伴等方面發揮互補的作用。
“無縫對接。”王振耀回憶起當時民間和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災中的表現，“不僅對慈善事業，也對此后地震救災、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以“80后”為代表的年輕人奮不顧身的態度令他難以忘懷，他笑稱那是“80后”第一次全面登上中國歷史舞臺。
透明度在質疑中改善
然而，慈善事業的發展并非一路鮮花與掌聲，質疑也隨之而起。
“公眾不了解捐款流向，所以質疑較大。”多年來進行汶川、雅安等地震善款流向跟蹤研究的鄧國勝指出，“這說明我國慈善組織透明度不高。”
作為當時的救援參與者，在王振耀看來，關于汶川地震善款的質疑，“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公開透明問題”。
據他回憶，當時民政部直接收到的善款就有七八萬筆，而當時的審計非常嚴格，“每一筆救災款發放現場都有審計系統工作人員在場，當時更多的是機制建設問題，對公開透明缺乏一系列程序和技術保障”。
“每一筆匯款民政部都應開具收據，而當時很多捐款人未署名和提供地址信息，這就給公開造成了技術性障礙。”王振耀還記得當時好不容易找到北京一位教授，要給他開收據，當教授聽聞是民政部時，立馬回應，“非常感謝，我知道你們收到了就行了，不用麻煩了”。
“公眾的質疑、焦慮也可以理解。”對于多年后的質疑，王振耀指出，這也和這些年間因公開透明體制程序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導致“信任危機”有關。
而當2013年雅安地震發生之時，在透明度上就已經有了進步，截至同年5月19日8時，參與雅安地震救援和災后重建工作的144家基金會共募善款和物資近13.79億元，其中，89家基金會已披露善款用途。
至2017年九寨溝地震之際，民政部組織開發的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一期)于9月1日正式對外提供信息發布服務，隨后，四川、江蘇、貴州等多地的省級慈善信息平臺也上線。
四川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就介紹，他們關于九寨溝地震的公開募捐情況會在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上進行信息公開，包括組織賬號，發布登記管理機關，以及募捐金額、項目實施情況等。
盡管九寨溝地震規模相對較小，但公眾在此之后質疑逐漸減少，這得益于基金會中心定期發布透明指數，使得我國基金會透明度有所提高，同時也是慈善法的影響。
在集中了前些年的質疑之聲后，2016年，我國首部慈善法出臺。
“2016年是制度完善上的一個大轉折。”王振耀解釋，通過慈善法及相關規定可以依法治理，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他也強調，直至現在，在慈善公開透明的程序、技術和標準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慈善的民間力量崛起
相較于現在民間慈善組織的大放異彩，親歷多年我國救援工作的王振耀還記得，“過去完全不是這樣”。
2005年以前，每逢大災捐贈，“就只有3個賬號”，民政部一個，紅十字會一個，慈善總會一個，王振耀細數，“幾乎沒有民間組織，甚至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都沒有”。
2008年，汶川地震時，在這3種渠道之外，政府還指定了壹基金等16家公募基金會進行募捐。
2010年的玉樹地震，民政部等部委規定，除了民政部門、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的匯繳之外，13個全國性基金會分別將捐款資金撥付青海省上述3個機構的任一賬戶。
直至3年后的雅安地震，民政部于2013年4月22日發出《關于四川蘆山7.0級強烈地震抗震捐贈活動的公告》，首次提出，“個人、單位有向災區捐贈意愿的，提倡通過依法登記、有救災宗旨的公益慈善組織和災區民政部門進行”。
這被學界看作“政策松動”，此后各種互聯網捐贈平臺也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015年9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的《2014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4年，新浪微公益、騰訊公益、支付寶E公益三大在線捐贈平臺和淘寶公益網店共募集善款4.28億元，相比2013年增長42.6%，呈現大幅度增長的趨勢。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民間慈善組織和網絡捐贈平臺，在鄧國勝看來，至少說明出現了“慈善回歸民間”這一好的趨勢。
“慈善回歸民間的趨勢才是慈善事業發展正確的方向。”王振耀表示。
而在民間慈善力量發展的同時，關于慈善捐贈的“道德綁架”也一直在爭議中持續發聲。
國內企業、名人每逢災后被質疑“捐得太少”的聲音也一直存在。
這不是慈善應有的態度，王振耀指出，“慈善應從自己做起”，對他人應接受多元化的慈善方式，他舉例，捐款之外，也可以捐物、進行志愿服務等多種形式。
鄧國勝也認為公眾不宜因為是公益慈善就進行“道德綁架”，而這需要進行公眾現代公益慈善理念教育。
此外，王振耀進一步表示，專業性是慈善在今后救援中應當提高的重要方面，“在物資之余，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等日益提上了日程”，民間公益慈善組織與政府要形成密切配合，“不能只比物資，要講專業度”。
記者 王京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