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國的土地環境現狀。應制訂土壤非剛性污染物的篩選值、指導值，還要采取長期跟蹤監測的制度和風險評價制度，構建分類指導、科學合理的土壤環境標準體系。
對沒有污染或輕微污染的土壤優先保護；對輕度、中度污染的土壤要安全利用，通過產業結構調整、農藝措施排除風險；對重度污染的土壤，要依法依規改變土壤的用途，退耕還林還草、農林輪作或者經修復后作為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重新開發利用。
“土地也會‘過勞死’。人們不斷從土地索取，然后注入各種‘營養’，還使用大量防治病蟲害的農藥，土地的功能被破壞。過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國的土地環境現狀。”中國工程院院士孟偉說。
孟偉的擔憂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工程院關于全國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戰略咨詢項目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土壤質量在不斷下降，我國農業生產中土壤的貢獻率大約在50%至60%，比40年前下降10%，比西方國家至少要低10至20個百分點。該如何拯救“過勞”的土地？日前，在中國工程院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和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主辦的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工程科技論壇上，專家學者“號脈”土地問題，開出了藥方。
紅線內的危機
小麥收獲了，但是媒體近日曝光的一則新聞卻讓人憂心：河南新鄉麥樣麥粒總鎘不達標，超標范圍從1倍多到10多倍不等。對此，有關部門已經啟動了糧食安全應急機制。
河南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十分之一，小麥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去年在新鄉發現的部分“鎘麥”，最高比國家標準超標34.1倍。究其根源，是來自“久病”的耕地“母體”。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當地電池產業的粗放式發展導致了嚴重的土壤重金屬污染。
近年來，我國保住了18億畝耕地這條紅線，糧食連續12年增產，食用農產品質量不斷提升，合格率達到95%以上。然而，時不時出現的鎘大米、鎘小麥等事件也讓人憂心，土地的“生死疲病”正在成為紅線內的危機。
我國的土地狀況究竟怎樣？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研究員魏復盛表示，由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歷史較短，土壤污染沒有發達國家積累嚴重，全國土壤大部分的環境質量較好，90%以上農地適合耕種。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我國土壤局地局部污染嚴重，中度和重度污染土壤約占2.6%，輕微污染約占11%，耕地中度和重度污染占2.9%，而且污染速度在加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站長柏仇勇直言：耕地在減少，需求在增加；土地在減產，糧食要增產。
我國土地化肥農藥的使用量觸目驚心。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林偉倫告訴記者，我國糧食產量占世界的16%，化肥用量占31%，每公頃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4倍，過量的化肥很快被水沖到地下，影響土壤的營養平衡。而我國每年180萬噸的農藥用量，有效利用率不足30%，多種農藥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蟲害的免疫能力增強。不斷加劇的農藥使用，對于環境、農地糧食和食品殘留帶來非常嚴重的問題。
長期的“帶病生產”讓土地出現了嚴重的“過勞”問題。“由于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有機肥減少，加重了土壤板結與污染，導致土壤質量有下降與退化的趨勢，土壤有機質含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土壤有機質下降，對重金屬的固定作用就大幅度減少，土壤的PH值降低了，增加了土壤重金屬的危害性。”魏復盛說。
“農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都沒有超過自然界生態系統可以自我完善和恢復的生態閾值，但是現代農業的污染已經不小于工業污染，占全部污染的47%，需要高度重視。”林偉倫說。
被誤解的土地
土壤滋養著萬物，是陸生植物、微生物、動物以及人類生存的物質寶庫，人類消耗的80%的熱能、75%以上的蛋白質和大部分植物纖維的生產都來自土壤，此外，土壤還具有維護生物多樣性、水土保持、控制病蟲害、減緩氣候變化等生態服務功能。正因為如此，很多人認為土壤可以容納萬物，對土壤的“免疫力”和“自我凈化能力”過分樂觀。
其實，這是對土壤的誤解。魏復盛表示，土壤只是環境中的要素之一，環境是統一的整體，各種要素互相影響，大氣污染、水質污染、污泥污染、化肥、農藥的污染，這些污染物最終都會滲到土壤里。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則會因其污染來源復雜、隱蔽性與累積性強等特點，導致修復治理難度大、周期長、投入多。
農業部土壤調查顯示，污灌區的土壤污染比較嚴重，140萬公頃中，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面積占64.8%，很多污灌雖然已經停止了，但殘留在土壤當中的重金屬遷移能力很弱，對土壤的吸附力很強，難以清除。
污染后才進行治理讓很多地方付出了巨大代價。北京化工二廠作為房地產開發區，修復費用花了7億元；杭州一個農藥廠修復費用花了1.7億元；武漢赫山農藥廠DDT和666農藥超標，修復成本達到2.8億元。
而有時，對如何區別治理“病情不一”的土地，“醫生”們并不明晰。“普遍認為，超過標準值就是污染，污染了就是有害，有害了就要治理。實際僅從剛性方面做出判斷是不夠科學的。污染的土地，有可能由于調整了種植結構、種植品種、耕作方式，就不會對農作物產生有害的影響。比如，同一塊土地，對粳稻和秈稻產生的污染差別就很大。”魏復盛說。
專家認為，土地污染風險評價制度很重要，應制訂土壤非剛性污染物的篩選值、指導值，如果超過了篩選值和指導值，土壤可能就有問題。此外，還要采取長期跟蹤監測的制度和風險評價制度，構建分類指導、科學合理的土壤環境標準體系。
由表入里的“藥方”
為了摸清各地的土壤“癥狀”，中國環境監測總站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開展了土壤監測相關工作，如今團隊不僅掌握了我國不同歷史階段土壤環境質量狀況和推進情況，取得了一批國內領先的技術研究成果，還建立了寶貴的土壤樣品庫，保存了近8萬份珍貴的歷史土壤樣品，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土壤的“對癥下藥”，要制定分類施策措施。魏復盛表示，首先，對沒有污染或輕微污染的土壤優先保護；其次，對于輕度、中度污染的土壤要安全利用，通過產業結構調整、農藝措施排除風險，比如說有的地方種向日葵就不吸收重金屬，廣西種水稻就吸收鎘，種荔浦芋頭就不吸收，這方面要將大量的科學實驗和科學發現的成果用在土壤修復和安全利用上；此外，重度污染的土壤，要依法依規改變土壤的用途，退耕還林還草、農林輪作或者經修復后作為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重新開發利用。
治療“表癥”容易，要調息內里卻需要“長期服用小火慢熬的藥”。魏復盛表示，解決土壤“帶病”問題，要推進農業的現代化和產業化，耕地和糧食生產由重數量安全、輕質量安全到數量與質量安全并重轉型。推動農業的循環生態建設，科學合理地用肥、用藥，實現化肥和農用化學品的減量化和零增長。畜禽養殖的規模和消納的農用地要匹配，推廣畜禽糞尿就地土地消納或加工成有機肥料的生態化畜禽養殖技術等。
與此同時，需要盡快補齊土壤保護與治理污染的短板。“目前，我國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土壤環境保護與防治污染的責任主體等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立法不僅嚴重滯后于大氣、水、固廢和噪聲的污染防治專項立法，而且與國際立法先進經驗存在較大差距，這個問題要盡快解決。”魏復盛說。
而土壤研究的科技支撐薄弱也成為掣肘。魏復盛表示，“土壤污染來源是什么，污染物在土壤當中怎么遷移轉化、怎么消長缺乏研究，土壤退化、修復、治理的核心技術也很缺乏。我國設立了水污染防治的重大專項科技支撐項目，也設立了大氣污染防治專項科技計劃，應該盡早在土壤污染防治上設立專項科技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