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深圳皇庭廣場博納電影城6號影廳，電影《親愛的》正在上映。34歲的彭高峰坐在影廳后排位置，眼淚一陣陣流下來。
這是陳可辛導演專為“尋子家庭”開設(shè)的專場，現(xiàn)場來的都是曾經(jīng)或正在尋找孩子的父母。影片還沒播完，人群已經(jīng)泣不成聲。
附近熟人的詢問，讓樂樂很“厭惡”
深圳寶安區(qū)石巖街道羅租社區(qū)，是一個外表破敗、里面也有些讓人不堪的城中村。
在這里，街頭到處都是流動的小販，五金店里落滿灰塵的鋼圈塑膠管散發(fā)出刺鼻氣味，舉目望去，幾乎都是掉了半邊墻的灰撲撲的舊房子。男人們在秋日尚未散去的暑氣里敞開上衣，在社區(qū)中心的小公園里下棋、抽煙，談?wù)摳浇S的薪水，女人們則搖著扇子站在老樹下的陰影里，把臉曬成更深重的古銅色。
彭高峰的網(wǎng)吧，就靠著這個小公園
走過一個貼滿“上網(wǎng)請上二樓”紙條的石階，便進入網(wǎng)吧。9月27日，網(wǎng)吧里生意一般，五六十臺機子，只有不到10個客人。幾乎全是面目稚嫩的小青年，嘴里叼著煙，喊著“殺殺殺”，斜叼著香煙的嘴角不時燃起一顆火星，“啪!”有人猛拍鍵盤，“我贏了!”
彭高峰領(lǐng)著我們從他們身邊穿過，笑了笑，眼睛看著路面。他說，網(wǎng)吧經(jīng)營慘淡，他也不想老在外面“漂”著了，想回老家陪兒子(彭文樂)，這個國慶就回去找工作。
再爬一層，拐個彎，就到了彭高峰租住的房子。不到5平方米的臥室，門口正對著一張床，床頭掛著醒目的全家福——彭高峰和妻子，還有兩個男孩，個高的就是彭文樂。
妻子熊依妮臉上洋溢著笑，看上去比三年前還年輕。反倒是彭高峰，眼皮耷拉著，看上去有些疲倦。他剛上完一個晚班，白天的睡眠時間還不到四小時。
房間里擺設(shè)簡單，最值錢的是那臺貼著卡通貼紙的冰箱。沒有電視機，甚至沒有窗戶，但依然可以看出女主人布置的精心——白墻上貼著花花綠綠的卡通動物剪紙，有小烏龜、長頸鹿、恐龍，蝴蝶落在花朵上，“都是孩子們喜歡的小動物。”熊依妮說。
一年前，彭高峰轉(zhuǎn)掉了當時找兒子時經(jīng)營的小網(wǎng)吧，來到這里，借了些錢，把門面擴大了一倍。房子也是那時候租的，700元一月，帶廚房衛(wèi)生間，里面還有一間更小的臥室，方便彭文樂過來時睡。5歲的小兒子和爺爺奶奶住在對面的另一間出租房里，房租另算500。
彭高峰說，自從彭文樂被拐后，他便把父母接了過來，專門照看小兒子。盡管生活過得結(jié)結(jié)巴巴，但他覺得“安全”。
他幾乎不怎么下樓，覺得太“封閉”，不敞亮，整個人都蔫蔫的。
至于為什么會搬過來，他說，“兒子找到后，在附近總會碰到熟人，經(jīng)常問兒子，你不就是那個被拐的小孩嗎?”
這時候，彭文樂總是會厭惡地看著那些人，對旁邊的父親說，“別告訴他!”
別人碰他一下，他一定會加倍還回去
“怎么說呢，還是有變化的，這個變化包括小孩，也包括我的家庭。”彭高峰說。
床頭支著一塊用木架子搭起來的黑板，上面有一幅看不清楚形狀的卡通畫。彭高峰說，那是暑假時彭文樂畫的，“他不是很喜歡畫畫，畫著玩。”
8月1日，10歲的彭文樂在這個小房間里度過短暫的暑假后，回到老家湖北潛江市讀五年級。彭高峰給他報了書法班和架子鼓班，光后者的收費就是一堂課70塊，“兒子喜歡就行了。”
熊依妮說，兒子回到老家的那一刻，第一句話就是，“哎呀，還是老家好。”
“他也不是不喜歡跟我們待一塊，應(yīng)該只是不喜歡現(xiàn)在住的這個地方而已。”她說。
不過，相處和教育依然是個“難題”。“之前挺乖的，后來就不知道怎么了，特別調(diào)皮、叛逆，不講衛(wèi)生，逮哪坐哪，身上的干凈衣裳一會工夫就臟了。”熊依妮說，可能是兒子在農(nóng)村生活留下的習慣。
叛逆到什么程度呢?彭文樂喜歡上網(wǎng)，讓彭高峰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不準彭文樂玩游戲，當時他坐在網(wǎng)吧的收銀臺旁邊，兒子二話不說就將一條小板凳砸了過來，“我眼淚就嘩嘩掉下來了，但我沒有打他。不是不敢打，是舍不得。”
他說，可能是他和妻子傾注給兒子的愛太多了，喜歡什么買什么，對他百依百順，漸漸的，兒子就“有些得意忘形”了，“就是那種被慣壞的感覺。”
彭文樂最初進入了是寶安區(qū)的一所中心小學，但似乎總跟班上的同學處不好，“別人碰他一下，他一定會加倍還回去。”對弟弟也是。有時候弟弟調(diào)皮弄了他一下，他是肯定會還手的。
弟弟是在彭文樂失蹤一年后，彭高峰夫婦為了“安慰老人”懷上的。弟弟的存在對于彭文樂來說意味著什么?彭高峰說他沒想過。
他說，“樂樂太缺乏安全感了，自我保護意識強，不信任所有人。”
“自我保護意識太強”的原因，是因為“受過傷害”。
“三歲時被壞人抓走，他是有記憶的，好不容易適應(yīng)了后來的環(huán)境，跟養(yǎng)母也產(chǎn)生了感情，我們卻又把他帶了回來。所以我當時就在想，這其實相當于二次‘拐賣’。”
“好比一棵小樹苗，剛扎下根呢，你就給它挪地兒了。我兒子挪了兩次。”他伸出手指，用力搖了搖。
彭高峰起身，從煙盒里拿出一根煙，點燃。“我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讓他信任我，信任他的父母。”一分鐘后，他說。
樂樂說要趕緊長大，攢錢給“養(yǎng)母”用
在江蘇邳州的三年，除了改變了彭文樂的性格，也改變了這個家庭微妙的親子關(guān)系。
“樂樂不止一次說想念他‘養(yǎng)母’，問我他可以給她打個電話嗎?但他又不會真的打，可能是怕我難過。”熊依妮說，“兒子還說自己要趕緊長大，要攢錢給養(yǎng)母用。我就問他，你不給我們用啊?他說，養(yǎng)母太窮了，她很可憐。”
“兒子其實什么都知道，甚至知道‘養(yǎng)母’就是人販子老婆。”去年，彭高峰家里有老人去世，兒子在葬禮現(xiàn)場跟父親說，“他(養(yǎng)父)犯了罪，所以不能死于老，只能死于少。”
彭高峰和妻子都覺得，兒子早熟得“讓人吃驚”，“可能跟他經(jīng)歷過那么多有關(guān)。”
“但我們知道，他養(yǎng)母和他之間的感情是不能回避的，也改變不了，我們也不會干涉。”
2012年，為了了解兒子生活過的環(huán)境，彭高峰去了趟邳州。他第二次見到了兒子的“養(yǎng)母”高永俠，對于這個樸素的農(nóng)村婦女，他心情依然復(fù)雜，“我只能說我不恨她。”
最開始他跟媒體這么說的時候，網(wǎng)上罵聲一片，其中不乏失去了孩子的父母，說他“好了傷疤忘了疼”，“怎么能不恨人販子老婆呢?”
“我是從兒子的角度去想的，他們之間有感情，那我為什么要恨她?”彭高峰說。
今年暑假，高永俠給熊依妮打了個電話，熊依妮聽不懂方言，說了半天不知道對方是誰，最后電話那邊的人急了，大聲說了一句，“我想樂樂了!”妻子馬上就明白了，趕緊讓彭文樂接電話。
“他倆聊了半小時，樂樂問她現(xiàn)在在做什么，有沒有錢用。”這是高永俠三年來第一次打電話過來，而彭高峰家，因為樂樂“能把她的電話背得滾瓜爛熟”，也沒人刻意保存對方的電話號碼。
彭高峰說，因為樂樂和另外一位女孩粵粵同時被“解救”，高永俠已經(jīng)很少回老家住，現(xiàn)在在邳州一家麥當勞餐廳做清潔工。
“她當然沒有影片中趙薇飾演的李紅琴那么偉大，但她對兩個孩子的感情是真的。當時對于粵粵，很多人都在討論，從情感上來說是不是可以給她收養(yǎng)，但法律上說不過去，失去孩子的家庭也不會答應(yīng)。”
粵粵在被深圳市福利院短暫收留后，于2011年5月被深圳一個愛心家庭收養(yǎng)，據(jù)彭高峰說，對方家里條件很好，養(yǎng)母是高校教師，養(yǎng)父經(jīng)商，樂樂跟粵粵還有聯(lián)系。
還沒找到孩子的父母怎么辦？繼續(xù)找
彭高峰是幸運的，但不是所有的“失子”家庭都有這種幸運。
他對電影中一個片段印象深刻，“田文軍家給鵬鵬舉辦生日宴，同為尋子父親的韓德忠后來走了，在門后面哭泣。”
現(xiàn)實的版本差不多，在樂樂的生日宴上，原型孫海洋跑到他家樓頂嚎啕大哭，說，“如果我有瓶農(nóng)藥，現(xiàn)在就能喝下去。”
9月27日晚，記者見到了這位父親。他不是電影中的大老板，而是跟彭高峰一樣，從小城市來到深圳打工，最開始經(jīng)營包子鋪，后來兒子孫卓丟了，包子鋪也不開了，跑遍了大半個中國，耗光20多萬元積蓄，卻依然沒找著兒子。
在深圳南山區(qū)白石洲街頭，到現(xiàn)在還能看到一塊招牌：懸賞二十萬，尋兒子店。如今，孫海洋已搬離白石洲，但他請求房東保留這塊招牌，他希望有一天找到兒子時，告訴他“爸爸媽媽一直在這里等你回家”。
他的皺紋刻滿了整張臉，淚水滑進這些深深淺淺的“溝壑”里，“我只要知道他現(xiàn)在在哪里，過得好不好就可以了。找到了，我也保證不追究人販子、買家的責任。”他的右手抬起來，顫抖得厲害。
孫海洋現(xiàn)在在白石洲附近的工廠打工，這里跟彭高峰租住的羅租社區(qū)一樣，是一個城中村。孫海洋白天在工廠干活，晚上開出租車，他小心地攢下每一分錢，為的是能繼續(xù)尋找兒子。
為了找孩子，他利用網(wǎng)絡(luò)建立起一個全國尋子聯(lián)盟，加入了大大小小近10個尋子QQ群，學會了發(fā)微博，經(jīng)常參加深圳的尋子活動。在這個繁華的移民大都市，像他這樣的家庭，至少有幾千個。他們用力賺錢，四處漂泊，堅信孩子還活著，并且不會放棄。
兩年前，孫卓的弟弟孫輝誕生，取名“輝”，諧音“回”，意為望哥哥能早日回家。現(xiàn)在孫輝由孫海洋的父母帶回老家撫養(yǎng)，經(jīng)歷了一次丟子痛苦的他，不敢再把孩子放在自己身邊。
28日，彭高峰上完晚班回到住處，一進門就打開電腦，將頁面停留在他注冊名為“志愿者彭高峰”的新浪微博上。第一條微博，便是他轉(zhuǎn)發(fā)的一個吳桂香尋子的消息。
他說，三年來最大的變化，是他“以前給自己找，現(xiàn)在是幫別人找”。
去年，他幫“寶貝回家”群里的一個家長找到了小孩，當時小姑娘快7歲了，丟的時候不到3歲。彭高峰描述那個場景：小孩一直哭，不肯回家，不肯認爸爸媽媽，說要回老家。
“就跟電影里演的一樣，里面的鵬鵬對警察說，他們(親生父母)是壞人，你們把他們抓起來。”
但他覺得哪怕是這種情況，依然是好的，“現(xiàn)在我們這么多人，還活在那個陰影下，不是說我自己找到了，我的一切就回到原來的樣子了。那些還沒找到孩子的父母，他們的一生都將在痛苦中度過。怎么辦?繼續(xù)找。”
“電影無疑是一種安慰——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的熱映，讓這個群體再次獲得了關(guān)注。”彭高峰說。
在此之前，彭高峰見到了陳可辛導演。陳可辛對他說，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故事拍成電影，是因為他“相信那個原型故事的力量”，“這個力量是可以變成一部好電影的。”觀影過程中，包括彭高峰在內(nèi)，都“有種穿越的感覺”，被尋子的艱辛震撼，也為之后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思考。而這個，也是他希望其他觀眾能保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