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記者 李迎
8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朱銳去世。
人大哲學院發布訃告：哲學院“杰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臺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當日下午1時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6歲。
今年4月，因學生在社交媒體發的一則題為“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的帖子，朱銳在互聯網上獲得了關注。彼時，距他確診直腸癌晚期已過去近一年半的時間。在朱銳人生最后的幾個月，很多人慕名涌進了他的課堂。在課堂上，朱銳講哲學、藝術和神經美學，也毫不避諱地談論疾病與死亡。
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朱銳在一首詩中以寄居蟹自比，他寫道：“一只寄居蟹，拖著沉重而輕的殼，向那極遠卻極近的歸宿爬行。”
最終，哲學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不懼怕死亡，他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朱銳的學生說。
最后一課
2024年6月，朱銳在中國人民大學上完了他的最后一課。
在留下的課堂影像里，朱銳穿著高領的襯衫坐在椅子上。他戴著黑框眼鏡，一頭標志性的黑色卷發脫落了大半。他的臉頰兩側微微凹陷，顴骨凸起，兩條手臂在袖管里空蕩蕩的。
在這門“藝術與人腦”課程的尾聲，朱銳說：“最后一節課，我們聊得輕松一點，不要聊太沉重的東西。”他從藝術與哲學的聯系講起，從莊子的“小大之辯”講到“麻雀主義”的生活哲學。
他還談到了生命。他講起了薛定諤談到的“生命的小與大”。他向學生展示衛星“旅行者一號”在60億公里之外拍攝地球的照片，畫面中的地球變成一個淺藍色的圓點，這是讓朱銳感動震撼的圖片，“這就是我們為之牽掛、為之依依不舍的人類的家園。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在這顆塵埃里。這是宇宙之大，讓我們看到了人類的渺小。歷史只在一瞬間。”
在其他人發言時，朱銳偶爾會稍微靠在椅子上，閉目一會兒。他的學生胡可欣知道，那是癌細胞導致他身體的某處在疼痛，老師一直在撐著。
朱銳授課畫面（圖源受訪者）
今年4月，在確診直腸癌近一年半后，朱銳在課上宣布，自己停止了治療，不是因為痊愈了，而是因為治不好了，隨即他又說道，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再也不會有什么打斷他的課堂了。
他的語氣溫和平靜，說話時嘴角揚起，帶著他標志性的笑容，仿佛在說一件尋常的事情，而臺下鴉雀無聲。“我當時很震驚，臺下的三十四名學生可能也和我一樣，不知道說什么。”胡可欣說。
2022年8月底，朱銳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11月，在一間咖啡館里，朱銳向門下包括胡可欣在內的六名碩博生宣布了他的病情，語氣一如既往的輕松甚至有些詼諧。“當時覺得大腦空白，心臟好像被一只手提起來，再被狠狠地揪住。”胡可欣回憶。
之后半年，朱銳暫停了授課，在醫院接受治療。師門間的交流多在線上，朱銳常在微信群中告知學生自己的病情，說的大多是好消息。他會突然語氣興奮地在群里說：“同學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醫生說我的癌細胞又被殺掉了多少。”
在胡可欣看來，老師常常報喜不報憂，在這樣的氛圍中，學生們總是隱隱地期待，也許奇跡會發生。在朱銳宣布放棄治療的當晚，胡可欣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她將朱銳病后上課的片段記錄下來，發在了社交平臺上，題目是“因為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
校內外的學生慕名而來，原先60人的階梯教室被擠滿，走廊、過道甚至教室外都站著學生，有人特意從天津、上海、蘇州趕來聽朱銳講課。后來，因為想報名聽課的人太多，這門課程開通了線上聽課的渠道，一節課大約有200人在線。
在最后一堂課結束時，朱銳鼓勵學生們去追求“真”，他說“發現真實的自己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再加上自我的信念，（才能）去追尋你所要追尋的真理”。課畢，他致謝說：“謝謝大家，到此為止。”
“他像一個藝術家”
在朱銳的課堂上，死神與疾病曾被隔絕在教室之外。
胡可欣回憶，即使在病中，上課時的朱銳也不像一個病人的狀態。他總是充滿激情，目光炯炯，講到激動處，他會興奮地在講臺上來回踱步。在2023年秋季學期的一堂課上，朱銳講古希臘悲劇，講“酒神的信徒”。說到最喜歡的情節時，他放下用作支撐身體的登山杖，激動地把雙臂展開。
后期，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有時需要坐在椅子上上課，但講到忘情處，朱銳還會努力撐著身子從椅子上站起來，“那是他能做的最大幅度的動作了。”胡可欣說。
朱銳授課（圖源受訪者）
“你很難想象他是一個病人。”曾上過朱銳的課的學生張宇仙回憶。如果拋開他消瘦的身形、戴著的帽子和拄著的登山杖，僅從他講課時的神情狀態看，張宇仙很難將眼前的人與癌癥末期的患者聯系在一起。
朱銳的狀態也感染著學生。在“藝術與人腦”的課堂上，朱銳將哲學與藝術和認知科學聯系在一起。他教學生們欣賞藝術的美與真，他講蒙德里安的畫作，也講宋代的宮廷畫。也是在這門課上，朱銳講人腦的結構，講人腦有糾錯功能和先天的時空結構。“他將藝術、科學還有哲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張宇仙說，“大家都在思考他講的內容，好像在上課時，死亡和疾病被隔絕在教室之外。”
張宇仙第一次見到朱銳是2020年秋天，他梳著卷曲濃密的黑發，搭配一副圓眼鏡，眼鏡下是一雙笑意盈盈的眼睛。張宇仙覺得朱銳的形象更接近于藝術家。
在山西大學哲學系教授梅劍華眼中，朱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齋里的學者”，他有充沛的生命力。朱銳喜歡自然，經常一個人爬山徒步。在爬山時，他隨身攜帶平板電腦，想起來什么就記錄下來。“他游走在天地間，像蘇格拉底一樣。”梅劍華說。
朱銳（圖源人大哲學院官網）
患癌后，用來爬山的登山杖變成了支撐身體的拐杖。在課堂上，朱銳很坦然地和學生們談起，“我曾是一個爬山高手，很多名山大川我都爬過，現在就拄著拐杖。”他說，他對自己的命看得不是那么重，“我一生在追求在世界之外的超然態度。”
而疾病終究不會一直被擋在課堂外。胡可欣說，朱銳的身體狀況每周都在變化，他的頭發開始變得灰白，因為化療，他的卷發脫落，要戴著帽子。他越來越虛弱，有時課上到一半，他會突然閉上眼睛靠在座位上，這時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很痛苦，大概半分鐘后，他睜開眼睛繼續講課。
也有些時候，他將臺下另一名聽課的哲學系老師劉暢請到講臺上和他對談，“劉暢老師也明白，他會講很多，讓朱老師有休息的時間。”
今年6月，最后一堂課結束后，胡可欣將朱銳送到門口，詢問他的身體狀況。朱銳用一如既往的輕松語氣說，“你知道嗎？其實我今天來忘吃止痛藥了，但我居然感覺還可以。”隨后他又說道，“但回去還得繼續吃，不然晚上會疼得睡不著。”
求真的哲學家
今年6月，在人大的畢業典禮上，朱銳受邀以視頻的形式給學生錄制畢業寄語。他談到了“內卷”與“躺平”，他說內卷是因為欲望被外在的機制單一化而產生的無謂爭斗，他鼓勵學生去尋找事物真正的價值。
朱銳曾說過，藝術是求真的，哲學也是求真的。在課堂上，他以蒙德里安的畫舉例，他說蒙德里安一直在追尋世界的本原，因此在畫作上，他用色塊與直線來表達。朱銳用一棵樹來講述，畫家常把樹畫得枝繁葉茂，但這不能代表樹本來的樣子，因為冬天樹葉會脫落。慢慢地，畫家把樹葉去掉，只畫枝干，再之后，枝干抽象成直線……“他覺得直線是世界的本質。”張宇仙說。
這或許能代表朱銳的人生態度。在入職人大前，朱銳曾在美國任教近20年。2018年，他回國到深圳大學任教，2020年，他入職人大哲學院，擔任“杰出學者”特聘教授、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臺首席專家。回國后，他曾多次進行公益講座，打破學科壁壘，推廣交叉科學，致力于人大哲學學科的跨學科教學。
在訪談中，朱銳曾說過，起初學哲學時，他不喜歡發概念分析的文章，便開始閱讀柏拉圖，發相關的文章，后來他又專注在神經哲學研究上。
對于朱銳的治學態度上，梅劍華評價，朱銳是一個真誠的人，在學術討論中，碰到不贊同的觀點，朱銳會非常直接地表達。而在胡可欣看來，朱銳溫和、幽默，擅長鼓勵與夸獎，他沒有身為老師的架子，把學生當成與他平等的學者。他從不一個人占滿一堂課，總會留一部分時間讓學生自由討論和發言，在交流時，他總是注視著學生的眼睛。
在學術論壇上發言的朱銳（圖源人大哲學院官網）
但他也有嚴格的一面。一次，胡可欣和朱銳線上討論學術話題，朱銳直接表明他不贊同胡可欣的某個翻譯，兩人辯論了很久后，朱銳甩過來幾篇文獻，說“你先把這些文獻看了我們再討論”，然后又補上一句，“這都是30年前的話題了”，隨后又發了一個咧嘴笑的表情。
去年9月，胡可欣籌備申博，研究方向是動物心靈的哲學問題，這是一個在國內相對冷門的方向，但朱銳鼓勵她要好好研究下去。“他或許是唯一一個完全認同并接納我的研究價值，甚至比我自己都更重視我在做的研究的人。”胡可欣說。
有一次，她和朱銳打電話討論申博計劃書，朱銳照例指出了需要修改的幾處問題，并幫她重新清理了思路。在通話快結束時，朱銳突然鄭重地說：“可欣，我要恭喜你。”胡可欣一時摸不著頭腦，朱銳繼續篤定地說，“我要恭喜你，因為你未來會取得很多成就，你以后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
朱銳曾說過，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唯一能讓人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在張宇仙看來，朱銳一直在嘗試直面恐懼。朱銳喜歡挑戰，喜歡冒險，他常一個人去爬野山，獨自徒步，深海跳水，“他總是在挑戰恐懼。”張宇仙說。
在媒體的訪談里，朱銳曾提到，自己小時候怕鬼，有一段時間甚至不敢走夜路，而他克服恐懼的辦法是主動去找“鬼”。在美國教書時，學校附近有棟私人豪宅，里面四五十個房間，鋪著金貴的地毯，掛著19世紀富麗堂皇的畫，民間傳說那里能遇到鬼，沒人敢去，連警察也不敢巡查。朱銳跟學校主動申請，一個人住了進去。
朱銳沒有找到“鬼”，但“主動面對”成為了他克服恐懼的方法，在面對死亡時也是如此。他主動向醫生詢問病情，要求醫生將每個階段的情況都如實告知他。在課堂上，他不避諱談論死亡與病痛，他說病痛讓他更加清晰地感知自己的身體，“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直到癌細胞轉移到肝。”有時，他也會有些遺憾地說道，以前他可以直接操控身體，但生病后，他逐漸失去了對身體的掌控。
朱銳與學生在病房中（圖源新華社）
7月，朱銳病情加重，住進了安寧病房。他接受了媒體采訪，在生命終末的日子，談論哲學與死亡。在采訪中，朱銳提到了繪畫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他說這幅畫就是“死”的過程——像“寄居蟹”一樣，身軀不再聽他的使喚，他渴望遠方最后的歸宿，但又很難企及。朱銳覺得這幅畫代表他當下的階段。
還是7月，胡可欣和同門師兄師姐最后一次看望朱銳。朱銳囑咐了每一個學生，到胡可欣時，朱銳叮囑她要堅持對詩歌的興趣，還要堅持對昆蟲和哲學的研究。“他之前特意叮囑了幾位熟悉的教授老師，讓他們在科研上幫助我。”胡可欣說，“有一位老師告訴我，朱老師很遺憾沒有帶我一起走完科研的道路。”
8月1日，朱銳離開了。8月3日，胡可欣和同門的其他學生參加了朱銳的告別儀式，她覺得老師躺在那里，“仿佛睡著了一樣”。
此后半個月，胡可欣和師兄師姐一起整理朱銳生前的講稿。這是一項辛苦繁重的工作，他們需要再次觀看朱銳上課的視頻，將他講過的內容分門別類歸納總結。看視頻時，胡可欣對老師的離去還是沒有切身的感受，“我感覺朱老師從來沒有離開過，好像他去哪個地方云游了一樣。”
但偶爾，她會走出房門，來到室外。有時陽光灑下來，她走在樹木的陰影之下，那一刻，她會忽然想起死亡和生命。她感受到自己還生活在美好的世界上，“我會想起老師說過的一句話，‘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覺得我感受到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