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按照我國法律制度，宅基地的取得與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密切關聯，只有本集體經濟組織的人才能使用農村宅基地，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無論是購買還是以其他方式使用占有農村宅基地，都是違反法律的。因此，他認為，把相關改革政策理解為城里人可以去農村買宅基地，是一種方向性的誤解，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不是宅基地可以自由買賣。
按照胡存智副部長這一表態，國土資源部似乎無意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因為只要維持“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無論是購買還是以其他方式使用占有農村宅基地，都是違反法律的”這一認識不變，恐怕就沒有什么改革可言。反過來說，改革恰恰就應當是改掉城里人不可以到農村買房的制度規定。
胡副部長說改革“不是為了解決建設用地指標，也不是為了滿足城市建設用地的需要”，這一點筆者可以贊同，但說“改革的根本出發點是探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路子”，這就值得商榷了。改革固然要“探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路子”，但這并不應當是“根本出發點”，根本出發點應當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現行“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得購買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占有農村宅基地”的法律規定，正是城鄉二元體制的一個核心環節和主要實現形式，是阻礙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法律制度。只允許和鼓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而不允許城市人口進入農村，只能使城鄉二元體制不斷固化。只有當城鄉人口能夠雙向流動的時候，城鄉發展一體化才能實現。
更重要的是，如胡副部長所說的：抵押擔保轉讓過程中，還會遇到房地一體化問題，房屋轉出去了，轉給誰了，誰來接受？胡副部長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他言下之意是不能讓本集體經濟組織之外的人接受。但首先，如果仍然只允許宅基地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轉讓，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多數成員都向往進城市實現“市民化”，而不會認為農村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有什么價值的情況下，又如何在保障宅基地用益物權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權能，使農民能夠獲得更多財產性收益呢？其次，恰恰是有城市居民想要購買農房及其宅基地，又以“在法律上宅基地使用有明確的規定，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才能使用宅基地，所以要處理好相應的法律關系”為由，阻止城里人進入農村，還有什么“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路子”呢？
當然，以允許城里人進入農村的方式來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不是最重要的，允許城里人進入農村的核心價值在于，它將扭轉農村資源單向流入城市的勢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城里人到農村不僅將分享農村的資源，還會給農村帶來更多資源。
這里筆者想以自己的經歷來說明允許城里人到農村生活居住的重要性。筆者上世紀70年代在蘇北農村上中學，恰逢“文革”時期一批城市中被稱為“牛鬼蛇神”的知識分子到蘇北農村“勞動改造”，由于他們文化水平較高，一部分人被安排在當地中小學當老師，結果意外地大幅提高了農村學校的教學質量。盡管當時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被強制推到農村的，但足以說明允許和推動優質教育資源流向農村的重要性。在今天，由于城鄉二元體制使許多農村日益凋敝，在農村迫切需要、城市居民也有意愿的情況下，為何非要阻止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呢？
因此，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時候，不應當死抱著城鄉二元體制不放，而應當主動引導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向農村流動。
現階段愿意到農村購房居住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普通居民，其中有的人是想要到農村養老，比如退休教授、醫生，可以讓他們到農村發揮余熱，并且給他們提供優惠條件，引導他們到農村居住。一類是工商企業主，他們是要到農村創業發展，比如想要參與農村服務業、現代農業發展的，應給予支持。如果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選擇若干地區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宅基地抵押擔保轉讓”，從而引導和拉動更多資源從城市流向農村，讓農村繁榮發展起來，不就可以逐步實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目標嗎？
（作者系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