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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傳衛希望，一方面從機制和體制上保證風光并網和全額保障性收購，配套實施綠證和配額制等政策；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實現新能源價格的普惠，風電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就有望擺脫補貼，實現可持續發展。

棄風限電、拖欠補貼是風電行業老生常談的兩大問題。

根據國家能源局的統計數據，2016年全年棄風電量高達497億千瓦時，較2015年增加了46.6%。

行業本身也告別了爆發增長期。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公布的《2016中國風電裝機容量統計》顯示，去年中國（除臺灣地區外）風電新增裝機容量為2337萬千瓦，同比下降24%。

不論市場如何變化，明陽風電在國內風機制造商中仍穩居前三。“我們不追排名，做好技術，不去湊熱鬧。”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下稱《21世紀》）等媒體的專訪時，全國人大代表、明陽新能源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張傳衛這樣說。

張傳衛希望，一方面從機制和體制上保證風光并網和全額保障性收購，配套實施綠證和配額制等政策；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實現新能源價格的普惠，風電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就有望擺脫補貼，實現可持續發展。

明年風電有望擺脫補貼

《21世紀》：今年你帶來了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怎么理解這個概念？

張傳衛：能源供給側，就是能源供給結構的問題，這實際上還是老話題的深化。

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更剛性地實施綠證（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和配額制；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占比有明確的計劃和目標，能夠得到真正的提高。我曾經提出建議，一次能源的結構應該列入政府工作報告。這符合習總書記在G20峰會等國際場合的承諾，也符合我們國家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風電太陽能發展了這么多年，累計裝機超過2億千瓦，但實際出力不到60%。新能源一方面需要國家補貼，另一方面又受困于棄風棄光限電。實際上，國家補貼的部分和棄風棄光限電部分造成的損失基本相當。從這個角度講，新能源已基本具備了不補貼時代的發展狀態。

其實，從這些年風電和太陽能的發展來看，技術和商業模式已具備零補貼時代的基本狀態。度電成本下降，平價上網時代漸近。如果能夠保證風光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那么中央政府就不需要或者少補貼。到2018年，全行業的風電和部分地區的光伏發電其實就不需要補貼了。

而新能源一旦擺脫了補貼，將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供需之間可以直接完成對接。

要推動新能源共享式開發

《21世紀》：具體來說，政府、行業和企業本身該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使風電和光伏步入零補貼時代？

張傳衛：要破這個局，就是要在體制和機制上，保障新能源并網和依法全額收購，以及綠證、配額機制等政策，并形成相關的價格機制。

2016年光伏新增裝機容量為何首次超過風電？因為它的單位度電成本和建設成本下降，國家新型城鎮化和精準扶貧計劃等戰略又帶來了需求，價格競爭力顯現。而最為核心的因素是它的開發建設跟當地人民緊密結合，老百姓(45.170, -0.31, -0.68%)接受程度更高。

這給我帶來了啟發，解決風電、太陽能問題還要解決普惠制問題。普惠制，不僅僅意味著要解決價格、收益問題，還要為風電、太陽能建設投資所在地的政府和社區老百姓帶去實實在在的利益。

在過去的建設中，風電開發地的老百姓和地方政府沒有很好地分享到新能源開發和建設帶來的紅利。這就導致了運輸、征地、運行維護和電力設施保護等新能源項目建設運營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難題。

比如，新能源建設的前五年實施減免稅，項目占用了土地、交通、植被等相關資源，但地方政府得不到回報，老百姓也沒有分享到利益，如何能推動風電建設？

像光伏扶貧，老百姓就從中得到了實惠。建光伏電站，用了百姓的地或者屋頂、魚塘、大棚，百姓能得到收益，還可以去光伏電站當運維工解決就業，這也順勢解決了地方政府的問題。

所以說，新能源一定要拿出部分收益與當地社區、居民共享，比如10%到15%左右。同時構建新機制，把諸如土地、當地提供的配套資源等轉化成資本，通過股份制形式參與到項目中，調動當地居民發展新能源的積極性，推動新能源建設的共享式開發。

老百姓分享到收益，規模就能上去。太陽能和風能同時再加速技術改造和規模化，用高水平建設，分布式推進風光儲能一體化，進而配額制、綠證機制能更容易推動。

以前三北地區的項目多在沙漠、草原、高山等人煙稀少的地方，就地消納不了，需要對外輸送。這又沖擊到接納地區的火電，地方不愿意要，消納不了，送不出去，就出現了棄風限電。

現在風電向中東部地區轉移，當地風速偏低，消納能力強，但人口密集，土地資源寶貴，生態環境保護要求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用分享機制、保護性開發，通過分布式、共享式的開發推進風電和太陽能的發展。

建議強制推動配額制

《21世紀》：綠證交易已經開始實施，但配額制還未出，這樣實施綠證還有意義嗎？

張傳衛：我認為有意義。綠證制度一旦形成價格機制，能刺激人們價格外的預期，從而帶動市場、金融、社會資本向新能源領域投資。現在單一的補貼制度有不確定性。

原有的能源體系在制度設計方面有不完善之處，從調度方面來講，新能源是作為補充角色。因此，當能源供給過剩時，各類能源之間會出現博弈。

我們建議，強制性推動配額制，中央政府規定年度的剛性占比和總量，地方要求實施生產側和消費端的配額制。

《21世紀》：回到行業本身的發展。2016年風電新增裝機量不到2000萬千瓦，你覺得未來兩三年能達到什么樣的水準？“十三五”時期風電的整體規劃是發展低風速和海上嗎？三北地區還能有所作為嗎？

張傳衛：雖然2016年風電新增裝機量較前幾年的3000多萬千瓦的規模有所下滑，但總體來看，2000萬千瓦的新增裝機容量還是能保證的。

短期來看，“十三五”期間三北地區不會有大的發展機會，中東部和南方地區的低風速風電和海上風電是發展重點。當然，低風速地區的風電開發是階段性的開發，這種開發必須推進普惠制和分布式，電站規模性開發是有限的。

有朝一日三北地區的消納問題解決了，我們仍有必要對三北地區風電進行再次開發。在低風速區域積累的風電技術將為重新開發三北地區風資源奠定深厚的技術基礎，其建設成本有可能會低于6000元/千瓦。

以三北地區每秒平均7米多的風速，年發電小時數可以超過3500小時，一個10萬千瓦裝機的風電場，假設電價是0.4元/度，接近4億度的發電量，銷售收入每年將超過1.6億元。風電場建設成本6億元，運行成本很少，按照10年回報期，4年就能收回所有投資成本，收益率高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