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醫者，他回應了世界上最需要回應的人。
張軍
“ 健 康 扶 貧 行 動”
(Health Poverty Action，簡 稱 HPA)
東亞區域主任
撰文：謝舒 題圖攝影：張旭
來源：2018年《中國慈善家》，原文標題《一個中國醫生在緬甸的那些年》
“緬甸衛生口的事兒，可以多問問張軍”。一些準備在緬甸開展衛生活動的中國機構經常會聽到這個建議。
9月，應一家國家對外援助智庫之邀，張軍趕到北京。作為唯一一家國際民間機構代表，他要為中緬經濟走廊建設推進過程中衛生合作與發展的問題獻計獻策。
1993年，張軍從衛生部離職，加入英國民間慈善機構“無國界衛生組織”(Health Unlimited，簡稱HU)前往緬甸開展衛生救助項目。2011年，無國界衛生組織更名為“健康扶貧行動”。
作為一家英國民間機構在華負責人，張軍從民間角度發揮所能，“把親眼看到的境外一線真實情況傳遞給國家，讓中緬衛生合作中涉及到的一些具體問題得到有效推進。”曾經的同僚跟張軍開玩笑說：“我不知道HU是誰，我也不管你們叫UH還是HU，我就知道你張軍跑不了，所以我就跟你們合作。”
20多年前離開政府部門去到緬甸農村，如今經常跑回來幫著政府部門出謀劃策，張軍沒想到自己“繞一圈又回來了”。
張軍清楚，對于緬北這片被世界遺忘的地方，解決衛生健康問題現階段還得靠外來援助，并且需要不斷向緬甸國家衛生體系靠攏。
被世界遺忘的地方
1993年，HU希望在緬甸北部(緬北)開展衛生救助項目，需要人手，一位在這里工作的朋友向張軍發出了邀請。彼時，張軍在衛生部已經工作了7年，對于體制外的世界躍躍欲試。帶著好奇，他決定跨過邊境到緬甸去看一看。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算不上富足，但緬北農村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仍然令張軍印象深刻。“很貧困，一家人住在草棚里，就一件衣服，誰出來就遮一下，不出來的就在里頭光著。”張軍聽說，上世紀50年代以前，當地佤族村子之間爭奪地盤還用人頭祭祀，勝利的一方會將對方的人頭高高掛在寨子門口。
當地人接生孩子的原始方式和產婦的高死亡率更是帶給張軍巨大的沖擊。“她們自己給自己接生，婆婆給兒媳婦接生，臍帶拿牙咬斷，用竹片割斷。
緬北村落
張軍覺得，緬北這個地方似乎被世界遺忘了。他決定留下，并定下救助目標：先爭取讓不該死的別死。
他從教當地人消毒接生做起。他告訴她們：“拿爛剪子、竹片割臍帶是不對的，剪臍帶要用酒精消毒，我給你們提供消毒工具。”再進一步，他在村里培養接生婆，篩查高危孕婦，“我告訴她們，誰懷孕了你經常去看看她肚子、聽聽胎心、量量血壓。如果出現了哪些哪些癥狀，你就向上級單位匯報。”
張軍及團隊在緬北推廣產檢和新法接生后，當地孕婦生產過程中感染破傷風的情況逐步減少，有高危癥狀的孕婦則被動員到有條件的地方生產，產婦死亡率明顯降低。
孩子是緬北另一個高死亡率群體。因為沒有疫苗，很多孩子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種傳染病。
孩子是緬北另一個高死亡率群體。張軍在項目開展前做過調查，在中緬邊境地區，幾乎所有的中年婦女都失去過孩子。因為沒有疫苗，孩子們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種傳染病。“那已經是20世紀了，許多致命的傳染病都有可預防的疫苗，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他們沒有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權利，完全不該死。”
但情況并不那么簡單。緬北地區長年以來是“三不管”地帶，地方少數民族武裝長期割據，導致國際救助資源一般情況下無以到達這樣的地區。
這個時候，更能顯示出中立NGO的靈活性。“我們不帶政治、軍事、宗教色彩，我們是哪里需要我們就去哪里。”張軍說。
村里的健康問題由大家投標選出優先領域供項目支持。
隨著緬甸民主化與和平進程的推進，在張軍的帶領下，HPA積極促進緬甸中央政府衛生部與地方少數民族武裝下轄的衛生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經過反復的會議、考察和商討，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麻煩，緬甸衛生部和少數民族武裝衛生部門一致認為，可以通過HPA這座橋梁實施服務社區老百姓的衛生合作項目。逐漸地，緬北地區的冷鏈系統、衛生設施和衛生服務隊伍得到了顯著發展。
早先，伴隨孩子高死亡率的是高出生率。“生育年齡的婦女，45歲左右一般都生過七八個孩子。她們必須多生育來保證孩子的存活量，否則沒有辦法生存，因為一個家庭需要勞力。”慢慢地，一些婦女偷偷跑到HPA，“張大夫，能不能給我們點避孕的東西?原來我生10個活5個，現在生1個活1個，我養不動了。”
“這說明什么問題?成活率高了，死亡率低了，這個指標特別敏感。”張軍說。
張軍想過，緬甸最理想的情況是由政府運作一個體系，向老百姓提供公共醫療服務，但緬甸政府的衛生體系在戰亂地區基本處于癱瘓狀態，他對此并不樂觀。“緬甸整體欠發達，在目前這種發展階段經濟建設是主要的，把大量的資金用到衛生領域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張軍清楚，對于緬北這片特殊的地區，解決衛生健康問題“現階段還得靠外來援助，并且需要不斷向緬甸國家衛生體系靠攏”。
2017年，HPA協助緬北項目地衛生體系建立冷鏈系統。
就是個要飯的
如果說“不該死的不死”是“救急”，傳染病防控便是“救命”，“救急救命”很長時間都是HPA在緬甸的策略。當婦女兒童的死亡率得到一定的控制，2005年，HPA開始做瘧疾防控。
緬甸是東南亞瘧疾高負擔國家，在緬北，幾乎人人都得過瘧疾，瘧疾是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特別是惡性瘧疾，如果沒有藥物治療會致死，治療延遲也可能會留下殘疾。
長期以來，緬甸地區治療瘧疾依靠癥狀診斷，屬于試探性治療，“因為大家都得過，這事兒不需要太高的經驗技術。比如說，在雨季高燒發熱，來回反復，十有八九就是這個病，吃對癥的藥基本上癥狀就消失了。”但實際情況非常糟糕，“治療瘧疾的藥是在小賣部里掛著賣的，真偽無人監管，老百姓吃藥也不按療程，癥狀沒了就不吃了，但其實體內蟲子沒殺死，蚊子一叮又傳染了。如果長期如此將導致藥物敏感性降低，最終可能蚊子吃這藥就跟吃糖似的，耐藥了，以后這個藥就不好用了。”
瘧疾主要通過蚊蟲傳播，防控并不難，有效的手段就是藥物加蚊帳。蚊帳也是加入了藥物的，對蚊子有趨避作用，但是緬甸地區長期缺乏供應。2006年至2016年10年間，HPA在緬甸查出疑似發熱瘧疾病患80萬人，治療了21萬人，提供了79萬頂蚊帳。有了蚊帳和正規的藥物，瘧疾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明顯下降。
云南與緬甸接壤，有1970公里的邊境線，但實際上，兩國長期處于“有邊無境”的狀態。“哪兒有邊境線?就是一條溝，人一走就過去，牛一放就過去了。中國這邊砍甘蔗，緬甸老百姓就過來幫著砍，砍完了拿著工具又回去。”張軍說，兩國邊境地區的老百姓沒有國境概念，相比之下民族觀念更強，同族跨境婚姻很平常，“比如他一個緬甸的景頗族，她一個中國的景頗族，倆人結婚的情況太普遍了。”
這一情況導致很多傳染病跨境傳播非常嚴重。在中緬邊境，流傳著一句話，“中國的瘧疾看云南，云南的瘧疾看邊境，邊境的瘧疾看緬北”，這是一個唇齒相依的問題。
2010年，中國政府發布《中國消除瘧疾行動計劃(2010-2020年)》，決定在2010年全面開展消除瘧疾工作，到2020年實現全國消除瘧疾的目標。
“中國2020年要消除瘧疾，湄公河區域是2030年，有10年的差異。中國消除瘧疾，最后的堡壘集中在緬中邊境輸入病例對中國的影響，兩側瘧疾發病率的相關性超過90%。”張軍說。
2016年，HPA在緬甸克欽邦檢查瘧疾。
早在1996年，HPA便與云南省衛計委合作在云南開展衛生項目;自2006 年始，HPA通過全球基金瘧疾項目的資助，在緬北持續開展大規模的瘧疾防控工作。
因為需要四處籌集項目資金，張軍經常跟人說，“我就是個要飯的”。但是，為老百姓要飯，他覺得不丟人。1993年，從十幾萬元項目資金起手，到如今幾億的項目資金中標，隊伍也從1人發展到200多人。“現在盤子越來越大，以前我們就一個親生父母官，就英國政府給一些項目資金，到后來大家覺得我們做這個事情符合各方面利益，包括緬甸政府的利益、中國的利益、資助方的資助方向，大家都愿意加入進來，給我們更多的資金，把我們的模式和成果擴大。”
實際反響也很好。在一些國際會議上，HPA在緬甸的瘧疾項目經常受到表揚。“別人講的都是自己國家的事，我們講的是這個區域的事，給人感覺話題不一樣。”張軍覺得，有邊無界的國家其實不少，中東地區，以及中國“一帶一路”沿線的一些國家，有種族沖突、武裝沖突、宗教沖突、經濟欠發達等各種問題，“怎么去解決?我們是探討這個問題，將成功的經驗分享給國際社會。我個人覺得對中國也有很多借鑒。”
目前，張軍正在探索，如何利用HPA在金三角地區的平臺為中國的公益組織“走出去”搭建平臺。HPA已經與北大、清華、浙大、中國CDC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把年輕人引出去，見見第三世界面臨著什么問題，回來以后幫國家出謀劃策，讓‘一帶一路’走出去執行中國項目時更接地氣。”張軍說。
月26日，張軍收到聯合國項目事務署的通知， HPA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兩個項目經全球競標后全部中標，HPA又多了1億多元的項目資金。
2015年，張軍和緬北撣邦的孩子們在一起
謝謝你們中國人
對于張軍來說，HPA在金三角地區開展的項目“太特殊了”。初到緬甸，一步步把項目做起來，他所經歷的困難外人難以想象。
在長期武裝沖突下，緬北百姓已經適應了貧困動蕩、自生自滅的生活。張軍剛開始時覺得，他們好像并沒有尋求外界幫助的意愿，似乎習慣了苦難。“他們跟外部也沒什么交流，沒電、沒水，和外部文明隔絕。如果說他們還有什么表達訴求的方式，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傳統，但那也是一種近乎封建迷信的活動。”
最早做孕婦生育救助的時候，有一次張軍進到村里，看到一位產婦大出血，人臥在草棚子里，已經不行了。她的丈夫在棚子外面殺了一只雞，然后開始念經。“我們跑過去，一腳把那男的踢倒了，把產婦抬出去想辦法搶救。”但是張軍后來想，踢她丈夫也不對，“出現這種情況，你讓他把產婦往哪兒抬?當時根本沒地方抬，你把她抬到路上也得死。”
最開始給兒童接種疫苗時也讓張軍哭笑不得。當地缺乏疫苗供應，疫苗配送需要冷鏈，張軍和同事扛著冷藏包到村子里準備給孩子們注射時，發現整個村子都空了。后來他們才知道，當地頭人(相當于意見領袖)提前給村民報信，“說打針是拿孩子做實驗，所有人都抱著孩子躲了起來。”
沒辦法，張軍只能先去說服頭人，解釋HPA是什么組織，疫苗能給孩子帶來什么好處。“頭人就把那些扛槍的(士兵)找來，把寨子圍起來，誰也別跑，把孩子就按著打疫苗。”
張軍后來跟英國總部提到這件事，有同事評價“不人道”。“我說沒什么不人道，人道就是讓他們活下來。”張軍覺得，這可能也是中國人靈活的地方，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先動員，讓對方同意，簽署授權書，“那么熱的天，疫苗早失效了。”
隨后的事情就簡單很多，“孩子打完疫苗不得病、不死了，大家就知道你這個東西是好東西，你下次去，只要告訴他們什么時候會再去，村里婦女早早地都在山頭上抱著孩子等著，米酒都給你準備好了，特歡迎。”
在克欽邦培訓的助產士
為了和當地村民更好地建立信任，張軍和同事在項目所在區的居民社區、在緬的中國籍流動人口和在緬中國企業雇員中選拔出400 余名能夠使用當地語言、了解當地情況、熟悉當地習俗并有一定影響力的衛生工作志愿者，包括村長、村小學老師、接生婆、工頭等，與地方政府管理部門一起多次舉行村民大會，提升公眾對志愿者瘧疾防控工作的認可和配合程度。
如今，HPA團隊在當地的待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老百姓把家里用來下蛋賣錢的雞當場殺了，說‘張大夫，我孩子吃了你的藥不死了，這個雞你必須吃了，吃了才能走’。”張軍和團隊非常感動，“我們都不可能說咱倆關系好到我把存折給你，但他們就能把下蛋雞宰了，那可是他們的經濟來源，老百姓就這么直。”張軍還收到過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禮物，“有村民手工編織的一個什么小玩意兒，或者他們家掛了很長時間的一個煙熏火燎的像弓箭一樣的東西，說‘送給你，這東西很值錢’。”
好口碑傳到當地武裝首領那里。一次，緬甸撣邦第二特區(緬甸少數民族武裝)主席跟張軍說：“我們要給你們立碑，你們得寫在我們的地方志上。”張軍明白這句話的分量，“因為他們從不會說恭維話，他也沒跟你說死亡率變化了多少，不跟你整這些虛的東西，就是因為老百姓跟他說現在孩子活得多了，他就覺得這是你很大的功德。”
當地社區給百姓診斷瘧疾發放蚊帳時，一名當地老百姓問張軍：“你真的是中國人?”張軍很驚訝。對方告訴他，當地有不少中國人，但都是來緬挖礦、伐木、淘金的老板，他們還沒見過像張軍這樣來幫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中國人。話雖然是夸獎，但張軍的民族自尊心感覺受到了傷害—— 當地人不相信中國人會做幫助別人的事。
2010年，緬北撣邦第四特區工作團隊和北京大學老師一起做項目評估
事情后來有了變化。前兩年，張軍找北大的教授去給緬甸做項目評估，當地百姓不斷跟教授說“謝謝你們中國人”。教授回到北京跟衛生部門的領導說：“你可要感謝張軍，我去緬甸給他們做評估，因為他們項目人員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人家老百姓以為項目錢都是中國人出的，一個勁說謝謝你們中國人，其實錢是英國出的，在那個地方你可得了個大便宜。”
說起這些，張軍覺得“有意思”，也覺得自己和HPA無愧，因為“在緬甸這個圈子里，我們是做得最好的”。
緬甸撣邦第四特區的教育條件，圖為張軍與孩子
看著好吃，吃起來挺酸
現在，HPA在緬甸的瘧疾防控項目作為跨國界區域性問題研究的優秀案例和成功的合作模式，在全球得到推廣。而對于緬甸來說，更難得的是， HPA還擔任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內戰半個多世紀后，緬甸政府代表和少數民族武裝代表多年來首次因為戰爭以外的事情聚在一起，是因為瘧疾防控。2015年，在中緬邊境瘧疾消除研討會啟動儀式上，在HPA的安排下，緬甸衛生部副部長(Dr. Thein Thein Htay)左右兩邊坐的是“以前跟他打仗打得最厲害”的兩個地方武裝——撣邦第二特區和撣邦東部第四特區的代表。部長有感而發：“(HPA)這個衛生項目是一個促進緬甸和平的項目，它已經不僅僅解決衛生問題了，而是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
上世紀90年代，張軍辭去政府要職只身前往貧窮、落后、戰亂紛仍的地區，幾乎沒有人理解他的選擇，如今他從另外的渠道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從沒想過能走到今天這樣“好像很高大上的樣子”。他覺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往下使勁扎，“絕對是有料的”。
但張軍并不鼓勵年輕人像他這樣，“看起來現在好像還不錯，實際上很艱苦，就像一個東西看著好吃，但吃起來挺酸。”
剛去緬北的時候，張軍得過瘧疾，也有半夜遭遇突發戰爭慌忙逃走的經歷。他以為自己干完兩年就走了，“但每一次想要放棄時，總發現手里的活兒還沒干完，就這么干了20多年。”
張軍在北京有很多老朋友，多是司局級。與老朋友們聚會，席間說起張軍從衛生部走出去又回來的曲線經歷，都覺得他“經歷了很多，挺有意思”。他也有一些在國外的朋友，“年薪上百萬美金”，他們說起張軍的選擇，也都是滿口贊揚。
但有時候，張軍心里也難免有些落差。“我是1985年到部里，1992年離開的，7年，我們待下來的人基本上現在都是司長，你看，我戶口還在北京，但北京我都沒房子。”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他知道他是富有的，“從我個人來講，救了幾千條命肯定有了，我作為學醫的，回應了世界上最需要回應的人。”
在緬甸20多年，張軍從緬甸老百姓身上學了太多東西。雖然生存的條件艱苦，但是他們面對死亡和苦難的態度，讓張軍佩服，“比我們堅強很多，坦然多了。”他甚至想過，相比那些需要國際援助的所謂脆弱人群，自己或許才是更脆弱的一方，“他們面對死亡一笑了之，我們在那兒嚇個半死。我們沒錢覺得脆弱，他們無所謂，到山上打一只小兔子，或者去河里撈幾條魚，回來很高興地吃了。”張軍覺得，他帶給緬甸老百姓的有可能是援助的錢，但是緬甸老百姓告訴他更多的是人生的價值。
在緬甸，張軍發現，溝通很簡單，人與人之間不會說謊，“可能從小就沒有學會為了掩蓋什么東西去說謊。”這種簡單的環境和狀態，讓他覺得很舒服，“這種東西是物質帶不來的”。
到北京出差時和老朋友見面，張軍覺得越來越不適應了，“關系都很好，但畢竟我們生活的環境太不一樣了，談論的東西都不一樣，他們說我不食人間煙火，有點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在一個狀態。”他描述不出那種落差，“就有種孤獨感。”
在城市里待久了，張軍會趕緊去山里待一段時間，“火塘里架上火，沒電，就在火塘邊煙熏火燎的，跟大家嘮一嘮，我就裹著什么東西一睡，就那感覺。”那樣的環境里，他感到放松和安全。
來源：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
